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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搬工作室，我扔掉了自己一件“重要”作品。
这件作品12年前进过美术馆。如今，它安详的躺在下渡村某块空地的垃圾堆里晒太阳。
新空间已经整理好，搬家拖了好几天。疫情期间工人也不好找。今天正午当阳，我找了搬家师傅，爬上五楼打开门：师傅你看，这些东西搬完多少钱。家具不要了，就这些画，还有一些……
这些“石头”搬不搬？师傅问。如果这些不搬，500块钱，如果搬……
不搬能怎么办？也不能放在这里。
我可以帮你扔掉。
行，那你就帮我扔掉，别让人看见。
这些“石头”，每块大约有一百斤重，是我2008年做的一件作品叫《隐形的翅膀》，整件作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一个鸟笼声音装置，一个白色鸟笼子里不断播放我录的那届即将毕业的同学清唱的《隐形的翅膀》。这是当年最流行的一首歌。有天我坐在小洲村的家里，听隔壁放了一天。从悦耳到厌恶，后来听的有些悲凉恐怖的感觉。我录的那些清唱也跑调失音，转述了那种悲凉。而另一部分，就是这六块水泥板。这是我毕业的时候无法处理大学四年画的油画习作，最后就用剪刀剪碎，和在水泥里铸成几块石板。我希望做成几块“化石”保存，这些没有意义没有市场的绘画，最后仅剩的可能只有某些“时间”属性。
作品当时刚好有机会参加大学城美术馆的一个展览，有一个很好的呈现。策展人刘可老师还推荐馆长收藏，馆长可能觉得莫名其妙，一笑了之。
我自己今天回头看来，这件作品带着某个年龄特有的“绝望”，08年也是鼠年，几乎和今年一样灾难频发，每天早晨醒来，有种前途未卜，摇摇欲坠的感觉。那种情绪，我曾试图封存在这六百斤水泥块中。
再后来，这几块“石头”存放在朋友画室，搬回我在小洲的住处楼顶。然后又一两年一次的频率搬家，每次都有想扔掉的冲动，又舍不得。那种感觉像是旅途中的行囊里背一块石头。你背的越久感觉越负重难忍，附带的情感也越深，越舍不得丢。
直到我出国前，它还躺在朋友的院子里，一块做井盖，一块做桌板。其余躺在角落里生苔藓。
再后来回国，搬到市区，朋友问那些作品还要不要，我说，要。于是又雇车拉回市区，专门租了一间小工作室。这件工作室租了三年其实很少用，但我总有一些东西，既不能扔掉，也不能扛上八楼放在家里。有些东西既没有用，也不能彻底抹去。比如，很多年后一个朋友忽然问道，你那些石头作品还在吗？当年搬家我一个人帮你扛上三楼，累吐血。
我说，在。
事实上十几年多次折腾下来，我所剩的东西已经很少了。而且我并非那种有很多大画或者大型装置作品的艺术家。在欧洲住20平米公寓的经历，已经帮我戒掉了这样的艺术方式，尽可能的压缩空间，大部分东西都在电脑里。于是我后来也没有选择去郊区的郊区，租个厂房继续那种“艺术家”的工作方式。事实上，500块钱可以搬完所有作品，某种意义上是值得炫耀的，真的很少。
而且今天，我几乎没有迟疑的就丢掉了那些“石头”，可能那些他封存的“时间”和“情感”，也已经耗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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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天起，这些“石头”以一个人扛起他弯着腰，嘴里骂骂咧咧的转过身，背景是一个“福”字的图像存世。它的真身，躺在废墟里的太阳底下，异常的和谐。
今天艺术创作机制和艺术家的现实处境，有某种深深的撕裂。艺术家的创作既有某种欧洲工业革命之前，画家在贵族庄园里创作的铺陈，又要面对一个超级变动时代的不断迁徙的无奈。既复述着艺术千年不变的经典品质，艺术家的纯粹高洁，又经历着眼前艺术流变的方生方死，生存的脆弱困窘。
不常看艺术的人如果去一次今天的当代艺术家工作室，会发现成堆成堆莫名其妙的东西。你大概会惊叹，这些是作品吗，这些未来会进美术馆吗，能拿去画廊卖钱吗？可以肯定，大多都不会。90%的作品最后的收藏者，都是倒霉的房东和勤劳的废品收购者。大多数装置最后的归宿，也是某个垃圾站。
或者在我看来，美术馆是艺术的王侯墓，垃圾场是艺术的乱葬岗，本质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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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经历，应该几乎所有艺术家，都数次经历过。搬家搬到怀疑人生，怀疑自己的职业选择，怀疑这一切存在的意义。通常情况年轻时候穷是常态，居无定所是常态，但是像做艺术一样又穷困东西又多，是件很残忍的事。
这种伤感也来自最近，因为疫情，因为整体艺术市场的低迷，身边的艺术家朋友间总会有意无意中透漏某种窘迫。需要搬家，需要生孩子，要离开一个城市，一个变故就足矣致命一击，这一切寄托在堆放在仓库里的作品上有点荒谬。前年一场台风江水倒灌，淹了许多工作室。我去帮一个朋友收拾，打开一卷一卷的画晾在地上，等风吹，那些铺开的“时间”，几乎已经毁掉。像搬家人随便扔掉的“石头”。
所以今天收拾东西的时候，脑袋中一直回荡这个题目：艺术家都将死在搬家的路上。
没有死的，终有一天，家徒四壁，两眼抹黑，天近黄昏，重新上路。
2020搬家，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