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天文学上星系的碰撞结果决定于星系核的运动方向和密度，当两种文化发生激烈碰撞的时候，作为文化载体和体现的知识分子，他们的选择往往左右文化交融的走向，其中处在两个文化碰撞点的知识分子更是直接影响新文化的样态。西方文明史上这种“星系碰撞”级别的文化碰撞屈指可数，而古典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碰撞无疑对西方影响最为深远。面对德尔图良的发问：“雅典何干耶路撒冷？”（Quid Athenae Hierosolymis?），历史学家、哲学史家、神学家、古典学家们站在自己学科和文化认识基础上，对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写下了无数精美的篇章。本文择选颇有意趣的两本经典之作做一比较。
宗教史家亨利·查德威克（1926-2007）的《早期基督教思想与古典传统》已经成为早期基督教研究的经典之作，而古典学者维尔纳·耶格尔（1888-1961）的遗作《早期基督教与希腊教化》更是贯穿希腊化研究与早期基督教研究的宏大作品。
查德威克考察了殉道者查士丁（Justin the Martyr）、亚历山大里亚的克雷芒（Clement of Alexandria）和奥理根（Origen）各自哲学—神学体系的希腊和基督教成分，并以奥理根为核心探讨了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哲学化神学的努力与希腊哲学和基督教发展的复杂关系。他敏锐地指出，虽然奥理根最终被533年大公会议判为异端，但他继承并发扬的斐洛—查士丁—克雷芒一系，吸纳和融合希腊文化（对奥理根尤其是对哲学和释经学的吸纳），却深刻影响、在某些程度超越了中世纪基督教的思想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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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德威克（Henry Chadwick,1920-2008），英国神学家
耶格尔则从保罗进入雅典讲道开始，用七次讲座从基督教思想史和异教徒的哲学教育两个角度展示了公元四世纪之前希腊教父们借助希腊教化塑造自己“基督的教化”的过程与结果，并呈现了《革利免一书》、克雷芒、奥理根和卡帕多奇亚教父（Cappadocian Fathers）对希腊教化与哲学的认识、接受和改造。耶格尔认为，基督教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把握了教化在希腊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并通过改造希腊教化，塑造自己的“基督的教化”，使自己被希腊人接受并最终成为世界性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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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格尔（Werner Jaeger,1888-1961），普鲁士古典学者
来自不同学科的两代学者在雅典遭遇耶路撒冷的论述中虽然各有侧重、各有所长，但都为读者描绘了基督教学习、融入希腊文化进而借助希腊塑造自我的历史进程。
基督教是作为弱势文化进入希腊化世界的。一如犹太教遭遇亚历山大里亚这座民族、宗教和思想熔炉时，必须完成自我表述以适应主流的希腊文化，基督教既然从保罗入教起就坚定了向非犹太世界发展，就必须首先使用希腊的文学形式表达自己。
耶格尔指出，亚历山大里亚的宗教混杂和柏拉图主义、毕达哥拉斯主义对“太一”的追求，都有利于作为一神教的基督教借用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主义）解释自己。（Jaeger, 8-10）可以说，柏拉图的“样式”（ἰδέα）概念和“神圣的柏拉图”在二世纪作为神学与宗教权威的地位（Jaeger, 44），促进被柏拉图主义改造的希腊教化成为希腊人的宗教和信仰（Jaeger,72），极大方便了基督教作家移花接木，借助希腊教化创立和发展基督教的教化。
查德威克则认为，一至二世纪希腊哲学主流是斯多葛主义的伦理学与柏拉图主义的灵魂和形而上学，而《使徒行传》记载的保罗在雅典的讲道，以及《约翰福音》使用“逻各斯”概念重塑创世和基督，都是基督教最早的希腊化自我表述。（Chadwick, 3-5）时代仅次《新约》的《革利免一书》首次提到“上帝的教化”（παιδεία τοῦ θεοῦ, I Clem. LXII. 3）并用希腊伦理学、医学和政治学理论为基督教道德系统奠基。（Jaeger, 16, 22）
两书都认识到，殉道者查士丁首先真正与希腊思想产生实质交锋，这一事件对基督教发展有着深刻意义。查士丁受到严格的希腊教化和哲学教育，并在皈依基督教之后仍然坚持哲学道路，同时以哲学家的方式为基督教辩护（Eusebius, Hist. Eccl. IV.11）。
查德威克强调查士丁对融合基督教和希腊哲学十分乐观，他只拒斥希腊的异教仪式和神话，但对希腊哲学他则广泛学习，尤其重视柏拉图主义。他将苏格拉底之死看作和基督徒殉道一般神圣，甚至称他和亚伯拉罕为“基督前的基督徒”。（Chadwick, 12, 16-7）查德威克提出，查士丁是独立于《约翰福音》提出自己相似的逻各斯理论的，并且“在非基督教的秩序和自然中寻找上帝的足印”（Chadwick, 4, 16-7）。
耶格尔则看到，在查士丁之外，异教徒（如塔西佗、马克·奥勒留等）把基督教作为神学的讨论对象；哲学家将犹太人和基督徒表述为哲学民族；基督徒内部也存在反对希腊化的声音，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然是本文开头提到的德尔图良和东方的亚述人塔提安。他们都强调信仰的非理性，拒绝希腊哲学的引入。两人都坚定认为，基督教要想向着世界性宗教发展，解决希腊化问题是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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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殉道者最后的祈祷》
耶格尔的第四讲是全书的关键，他从两个方面考察了基督教哲学化神学在希腊被接受的原因：一方面，基督教在二世纪的发展使其找到了表述自己的方式；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希腊哲学的发展因为怀疑主义的兴起而陷于瓶颈，怀疑主义者对东方哲学带有的强烈兴趣以及哲学教育的人文主义化和寓意解释的兴起，都使得很早就被引入希腊的犹太教和基督教获得了很大发展空间。
这一讲中对希腊哲学和教化的分析，使读者看到亚历山大里亚学派与希腊哲学发展路线的关系——哲学的神学化和内向化，与查士丁以来的基督神学哲学化，在克雷芒和奥理根为首的亚历山大里亚学派手上达到极盛。可以说，哲学的神学化和神学的哲学化是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互相适应的根本方式。而相对来说，希腊哲学的神学化更符合内在逻辑，神学化的程度较小；基督教的希腊哲学化则显然是为适应希腊文化而起步，而且鲜明分为坚定哲学化（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和反哲学化（拉丁教父和安条克学派）两派。基督教学者接受希腊文化的迅速和彻底使得他们在文化融合中占得先机，并最终将希腊教化吸纳进自己的体系中形成基督教教化。耶格尔在全书中力图表现的大结构在这一讲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无论是查德威克还是耶格尔，在他们作品的最后都谈到伊拉斯谟对希腊教父“基督教人文主义”（Christianhumanism）的推崇：“一页奥理根的作品教给我的基督哲学，超过十页奥古斯丁。”（Chadwick,170）。奥理根作为基督教人文主义的核心，当然是两本书共有的核心人物。
相比于查德威克专辟两章讨论奥理根的学术、哲学和被判为异端，耶格尔的工作不允许他对奥理根下那么重的篇幅，但这段论述仍然十分精彩：奥理根被塑造成兼通哲学和语文学（philology）的大学者；既有高超的哲学论辩能力，也能平易晓畅对大众讲道；寓意解经的集大成者和历史哲学家……耶格尔试图把奥理根放在希腊哲学的发展和希腊教父的系谱之中，不断借助其他人的批评或比较来讨论奥理根自己的哲学或学术。奥理根从希腊哲学中学习哲学论辩和寓意解经，在灵知派的秘传冲击下找到自己的“灵知”（γνῶσις）。他第一次使用希腊传统学术的表现方式——批评、评注、边注、对话等——表达护教和神学观点，而这种方式为卡帕多奇亚教父们继承发扬。他接受了良好的希腊教化教育并且持续讲授希腊学问，他认为希腊学问和蛮族学问都是逻各斯的工具或曰上帝创世的计划之一部分，柏拉图则是其中的关键一环。在他的时代，基督教本身应该被当作逻各斯的教化，是神意的逐渐完满。在耶格尔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从师徒贤哲和对立派系中站出的奥理根，他和每个人都有着联系。
查德威克是英文版《驳塞尔修斯》的译者，在奥理根上一向瞩目甚多。他相比耶格尔更重视奥理根的生平（比如考证尤西比乌和玻菲利对他出身的记载），通过对奥理根哲学和神学的长篇分析，查德威克成功塑造了一个“基督教和希腊哲学更深刻的综合者”（Chadwick, 102）形象，奥理根虽然能够自由运用文学和诗歌缘饰自己的思考，但他不愿损伤哲学的至高性。他冷静甚或冷酷的驳论语言被玻菲利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但他对大全拯救（apocatastasis）的看法似乎又表现出他对现世并非憎恶。查德威克强调奥理根作为一个独立而成体系的哲学家和神学家必须被整体理解，前后联系固然可以帮助人们理解其在思想史的地位，但奥理根个人的价值也不容忽视。
查德威克关于奥理根主义及他被判为异端也有很多讨论，从中可见他对奥理根被判为异端的不满：奥理根自己恐怕不是奥理根主义者（Chadwick, 96），553年的判决更多因为埃瓦格里乌斯（Evagrius）对他一部分神秘主义面向的过分发扬而非他自己的作品，奥理根相信几乎全部信经。在查德威克的笔下，奥理根被判为异端，俨然成了耶稣上十字架以后基督教发展中最具有转折意义的一环。他甚至提出对“正统”概念应该进行澄清，拆解正统中属于神学发展方向和属于政治运作的不同部分，从而重建不同时代的正统形成过程。
个人对此的看法是，查德威克似乎过分为奥理根讲话了。我们必须承认奥理根的异端判决是对早期基督教尤其是亚历山大里亚学派方法的重大打击，但考虑到卡帕多奇亚教父们和尤西比乌对此事的态度——他们虽然极力回护奥理根，但最终接受了这一结果，圣巴西尔更是被厄庇法尼（Epiphanius）说服而“欺师灭祖”——就可以看出奥理根的思考确实已经远非几世纪后的教会所能理解和接受了。至少，奥理根仍然被认为是基督教史上最为重要的神学、哲学家，他的学说和释经学方法被后世经师牢记于心，而关于他的大量问题也成为基督教世界历时千年仍在讨论的对象。但关于正统问题，查德威克的思考确实是合理的，即我们必须像关注圣经的正典化一样，关注天主教会“正统”的演变过程，这代表了学术与政治的某种联动，也表现了当时宗教思潮可能存在的摇摆。奥理根是被六世纪的天主教会判为异端，而并非被上帝或者被哲学家们钉上十字架。
值得一提的是，查德威克在给耶格尔的遗作撰写书评时，对这位大他一辈的先生语气似乎不太和气。他指责耶格尔在讨论奥理根时单边依赖施神迹者格里高利（Gregory Thaumaturg），批评他过分强调自己的“教化”概念从而弱化和模糊了某些尖锐冲突，又提及他在82页对一句话的阐释有误。耶格尔母语是德语，他的英文作品逻辑非常清晰，但长句太多，充分表明了他并非在以母语创作，众多书评家对此都有微词。相比来说，查德威克确实也存在一些问题，而其中比较值得玩味的就是查士丁的逻各斯学说来自何处。作者强调了查士丁的逻各斯和《约翰福音》并无关联，那么或者是查士丁的希腊教化带给他一种逻各斯的观念，或者来自其他传统的逻各斯概念。但在本书这种讨论希腊和基督教交融问题的作品中，随时确定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分界线，是有利于清晰分析问题的。否则，我们将很难找到克雷芒和奥理根这种明显跨越两大文化系统而又显著不同的思维方式到底应该摆在的位置。
最后应该表达一下笔者自己的看法。
首先，对于基督教与古典文化或曰晚期古代希腊研究，国内学者限于语言和材料等方面的问题始终没有什么良好的推进，他们往往选择了从希腊化时代直接跳到奥古斯丁的路线，而对公元二世纪至六世纪的基督教与古典时代的碰撞涉足不深。而正如刚才所述，无论是基督教世界，还是希腊化埃及抑或晚期罗马帝国，历史的精彩与哲学的深邃都并不因战争和动乱打些折扣。哲学研究者们也许对普罗提诺颇有兴趣，而历史学家们则可能对亚历山大里亚和雅典的文化与政治着力研究。尽管这一时代没有什么亮眼的文学家，但当时的学术研究和知识生产也是文学史家关注的一个重点。
其次，相比于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将基督教理性化的尝试，德尔图良和后来的奥古斯丁似乎更倾向于将信仰非理性化。这两者之间的争论其实是保罗与约翰争论的续篇。信仰的归信仰，哲学的归哲学，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基督教更精细、更理性的发展方向，拉丁系的基督教发展在十世纪因而走向困局。将希腊的思维模式结合进来的阿奎那和其他经院哲学家们，事实上并非教科书中表述得那么枯燥乏味，他们的创见也并非中庸之论。在考察近代早期思想史的过程中，这种向希腊文化学习的潮流对伊拉斯谟和博洛尼亚注释法学派产生的影响，并不比经验主义在英国的兴起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