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史门，印象最深的往往是那些卷帙浩繁的鸿篇巨著。厚如板砖的煌煌巨作常常给人以视觉上的巨大冲击，让人顿感自己的渺小和浅薄。而在一本史学著作中，细密庞杂、排列有序的脚注更是为作者的勤勉与渊博做出了无言的申明。倘若有多国语言的材料为其佐证，更让初学者油然而生崇敬之情，膜拜其为大师。
后来自己尝试撰写论文，对脚注更是有一种疯狂的迷恋，为彰显自己读书之勤与细，常常旁征博引，不想却被导师斥为啰嗦，要求文章写的干净清爽，能用一条材料说明的问题就不必反复引证。然而，导师对于脚注的标注方式、版本核对等学术标准却要求甚严，甚至在修改论文时必为我一一查验，要求信而有征。
遂意识到脚注这一现代学术的组成部分已经深刻到了每一位当代学人的骨髓之中，由此对于脚注的一系列用法要求构成了现代学术大厦的一部分。与此同时，问题也来了：脚注，这一现代史学著作合法性的基础，是何时出现，又如何流变、形塑出今天这般样式？
安东尼·格拉夫敦的《脚注趣史》试图回答这一问题。
有必要对作者做一简单的介绍。1990年代的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延续着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史学界霸主地位，可谓群星璀璨。以《叙事史的复兴》一文为中国学界所熟知的劳伦斯·斯东（Lawrence Stone）虽已退休，但几位掌新文化史之牛耳的学界大腕娜塔莉·戴维斯（Natalie Z. Davis）和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依然声名显赫，余英时此时也从耶鲁转投普林斯顿，而格拉夫敦正是与上述几位齐名的资深教授。作为公认的意大利史家莫米利亚诺的得意门生之一，格拉夫敦以其专精、深厚的学术史和知识史研究立足于学界，并成为美国史学界最具威望的史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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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格拉夫敦（Anthony Grafton）
《脚注趣史》（以下简称“脚注”）作为格拉夫敦的代表作之一，虽名为“趣史”，实是深僻的学术书，却因其视角的独特和叙述的精道，受到诸多关注与好评，这在美国着实不多见。
全书共分八章。除去首尾概括性的介绍与总结，其余诸章以一种倒叙的手法回溯脚注在兰克时代的19世纪、启蒙时代的18世纪和以古物研究者与教会史家为代表的16、17世纪的表现形式，从而牵引出一条宽广的欧洲学术文化脉络。值得注意的是，以倒叙手法进行学术表达的著作并不多见，这样的表达显然是作者的有意为之，即现代史学业已定型的脚注形式的形成过程实际充满了不确定性，越回溯其源头便越会发现其头绪之繁杂。作者对于历史目的论式的分析的不满正是通过这一曲折隐秘的形式暗自表达着。
另一个“兰克”
一般而言，兰克作为19世纪科学化历史学的第一位实践者，主张应以一手史料，而不
是二手文献为依据，并通过其亲身实践张起了现代史学的大纛。这一认识似乎无可厚非。然而《脚注》单辟两章来评述这位重量级的史家却另有未发之覆。
兰克晚年口述了一个简略的自传，认为自己对于一手档案资料的占有和批判性的研读的研究方法独树一帜，并以此区别于古代传统史家，这一做法被其后继者奉为圭臬并大肆宣扬。兰克批判圭恰迪尼这一极具政治洞见的历史学家因为“对事实的确证”的不重视而产生了糟糕的史著[1]。与此同时又检验了西斯蒙蒂著作中的脚注，证实其著作因大量引用圭恰迪尼，导致“其结构注定要坍塌”[2]。可见，兰克认为只有脚注是不够的，“只有那些注释得当的脚注，而不是对参考文献的任意堆砌，才能使正文在批判性的仔细查验之下傲然屹立。”[3]
话虽如此，兰克本人对于脚注一事的实际看法和做法却让人大跌眼镜。在兰克早年与一位出版商的通信中曾不无忧虑地提到自己首本著作的脚注问题，他“感觉有必要采用注释，只是因为年轻的著者必须要引证史料”以赢得信任，臃肿的注释不但会破坏正文的全貌，也会影响页面的美观。事实上，在兰克看来，他著作中的注释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必要的弊病（necessary devil）[4]。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所有的注释都是兰克在完成了全部正文之后补充上去的”，并且只有著者姓名和书名，没有页码[5]。兰克的这一做法自然招到了论敌的猛烈抨击，但这恰恰表明兰克意识到了历史书写中单一叙事与脚注间的矛盾，如同诺埃尔·科沃德将被迫阅读脚注比喻为中断性爱而下楼去给别人开门一样，在历史该如何书写的问题上，兰克其实更忠实于古典观念——不应该同时讲述历史本身和历史学家的研究过程这两个故事。作为折衷，兰克以附录的形式体现其对正文的评注，以至于现代学者都不能确定，该将兰克视为第一位科学化的历史学家，还是最后一位浪漫主义历史学家。
另一方面，兰克声称其研究方法的开创性显然也是言过其实。对某一件事进行对比考证，判断史料形成的先后顺序以此断定其价值，这一做法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已成型。洛伦佐·瓦拉通过比照各时期拉丁语的习惯用法将《君士坦丁的赠礼》（Donation of Constantine）证伪便是一例经典，更不要说后来兰克所承袭的尼布尔和赫尔曼，虽然兰克本人矢口否认。
在格拉夫敦看来，大多数具有开创性的历史学家通常会有意无意地夸大属于他自己的原创性，这一点，兰克也不例外。但是，兰克对于史学真正具有价值的贡献在于他“将文献的滋味与纹理带入自己的叙述中去”[6]。所以，在兰克的象征性笔法之下，他所征引的一切材料：账簿、使节的报告以及宗教的日记，都参与到了构建历史三维图像中去，那种直面史料所带来的冲击感在兰克笔下变得生猛和鲜活。
多变的启蒙时代
在对兰克及其19世纪史学的考察发现其并非现代脚注模式的源头后，格拉夫敦将目光
下移至18世纪。相较于19世纪和其后16、17世纪的宏篇大论，关于启蒙时代的脚注因作者更多引用学界已用成果的论述而显得篇幅狭促。然而，这并不影响这一时期 “博学的文献收藏家和破除对传统史书之迷信的批评家们，对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进行哲学性思考的有学之士共存” 而显得多元且丰富[7]，对脚注的不同态度便是最好的反映。
例如，伏尔泰就曾反复言明其对脚注的厌恶，认为这一技术层面的小东西毫无疑问干扰了他笔下有关文化史及其政治背景的叙述。其后的黑格尔也旗帜鲜明地抵制哲学家的著作需用脚注来佐证，他视脚注为瘟疫，好似博学传染病的外在症候，避之唯恐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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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那些是脚注？她一定是搞学术的。” by Pablo Helguera
然而，在英国史学界，无论是吉本还是其论敌戴维斯，对于脚注都已达成某些共识，双方含蓄地接受，“注释为检验一位历史学家在考证方面的专业能力提供了测试手段”，认为“一部严肃的史学著作必须有注释，……，注释必须引导读者回到原始的史料中去，还必须准确无误地表现史料”[8]。这一观念在日耳曼找到了同道。默泽早在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出版前十年，就已经刊印了《奥斯纳布吕克地方史》，对于注释的系统性甚至超过吉本。
总之，18世纪的历史学家虽然身处各异，但对于脚注的关注和撰写似乎有着某种不言而喻的默契。
而在文学上，脚注的急速增长超乎人们想象。似乎人人都希望利用这一历史学科的配件来为其著作做某些装点，尤其是一些关于王室成员淫荡生活的色情小说，因其详瞻的脚注而显得严肃真实。作者认为脚注在18世纪的史学中快速蔓延开来，部分是因为脚注在当时的小说中成为了时髦。
然而，史学终究不是文学，格拉夫敦更为关心的问题是，脚注在吉本与默泽的时代兴起，虽然与外界对其青睐有加不无关系，但对于史学传统的内在发展的追溯似乎不应止步于此。因此，作者将回到16、17世纪甚至那个更为古老而久远的世界去探寻现代脚注的古老原型。
德图、帕基耶与古物研究者
正如前文所述，基于考证的叙事史，即在挖掘档案资料、考证史料的基础上讲述重大政治故事的这一范型，早在兰克之前就已诞生。格拉夫敦以雅克—奥古斯都·德图（Jacques-Auguste de Thou）为例证明了这一点。
作为一名杰出的法学家和拉丁文学者，德图理所当然地认为，诚实不欺和不偏不倚的叙事会是社会与政治和平的基石。由此，他对于自己所使用的材料也充满信心。事实上，德图为撰写自己所处时代的欧洲史（从1544年至1607年）做了充足的准备，他不但去外国的宫廷探访，更重要的是，他将自己著作第一部分的试行版分寄给从布拉格到爱丁堡的各地学者，请他们或是坐实或是补充他已搜集的事实。然后，将其从友人那里收集到的材料直接整合进自己的文本中。所以，尽管诸如塞缪尔·金瑟（Samuel Kinser）等人批评德图那浩繁、庄严和看似坚实的拉丁文著作实际并不可靠，但与德图通信的学者所形成的学术合力以及由此形成的文人共和国这一学术共同体不断为其背书，证明尽管德图的著作为了保持古典风格而不加任何脚注，但其著作本身依然值得信赖，毕竟这个圈子是由罗马法学家组成，这一学科在古代就已形成所谓“引证事实”的传统。
而与此相对的，另一位博学的法学家艾蒂安·帕基耶（Etienne Pasquier）则几乎采用与德图完全相反的做法，杂录而非叙事来进行法语史、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史方面的研究。尽管帕基耶本人为自己让很多法国古代文献重见天日而感到自豪，但读者却并不买账，来自各方各面的质疑认为处处引用的习惯既显迂腐和臃肿又有抄袭的嫌疑。
德图与帕基耶的对比无疑表明，历史学家要为其著作创造出一种现代模式就必须越过文本层面的障碍，像德图一样依循古典的书写传统，进行自觉考证的叙事虽然得到了当时大众的认可，但在帕基耶那里显然是行不通的，因为引用史料的责任是历史学家的本分，这是一种与古典叙事全然不同的史学编撰传统——一种讲究学问深厚而不是文字生动的传统，也就是“古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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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世纪手稿中的脚注（Alençon, Bibliothèque municipale)
要说清楚何为“古物研究”，让我们将目光集中到一位德国耶稣会会士，阿塔纳修斯·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和一次争辩中。
1636年，基歇尔在发表的《科普特语初阶》一书中讨论了1625年西安基督教墓园中发现的一块石碑上的碑文，由于年岁久远，加之并无实物可供参观，这一新文本立即引起新教徒批评家们的攻击，称石碑“纯属耶稣会会士捏造”。
此时的基歇尔意识到他必须通过其他手段来证明这份他认为在历史上确实存在却又无法亲眼见到实物的文献，以此来反击那些前来找茬的反对者。
于是，他逐一誊录了所有此前关于这块石碑的讨论，包括另一位耶稣会会士卜弥格的长信。除此之外，在引用更多的细节和进一步的证据时，基歇尔都特别注意确定地点、身份和来源。总而言之，基歇尔注意尽量给所有一切都提供文献证明，即使这样做会使得文本变得坑坑洼洼。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基歇尔所提供的历史著作的模式和德图截然不同——这是一种百科全书般的意愿，想要将不一致的、相异的调和到一起，这种模式允许在同一页上有许多个声音发言，出现许多种字母。最重要的是，他更感兴趣的是确定事实，而不是将之编织成生动的故事。
当然，这种文献证明的方式是西方基督教会的一个悠久传统，这源于不同宗教为捍卫其神圣和悠久的历史传统而不断互相攻讦，而当每一次争论都深入到具体引用的文献时，古物研究者的价值便体现了出来。换言之，对于各式文献和实物的考证辨伪是古物研究者的主要工作，虽然这种琐碎的工作遭致了吉本的嘲讽，但即便是吉本本人也不能否认对其研究的帮助。
终于，教会学问的原始积累在17世纪逐渐让位于分析与专注研究的时代，启蒙时代的历史学家则将其与优雅的叙述融为一体，而源自于古典时代的“古物研究”在“14、15世纪抽出新芽，在16、17世纪怒放”，为分析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如果说脚注的本质是为了提供并分析史学证据，那么至此我们可以说无论是教会史家还是古物研究者都已基本具备了此一特征。然而，脚注这一史学著作合法性的基础的脱胎还有另一条至关重要的线索。
笛卡尔的矛与盾
事实上，做一个不恰当的类比，17世纪的欧洲恰如20世纪初的中国，古人和古典的权威正被培根、笛卡尔、波义耳和帕斯卡所消解；国王们的政治权威被法国投石党人和英格兰清教徒摧毁；圣经的历史学权威被拉·佩雷尔和斯宾诺莎拉下神坛。其中，笛卡尔的《论方法》（Discourse on the Method）更是把历史学和人文学科贬为消遣的玩意儿，二者都只是展示人类意见和风俗的无尽多样，一点儿不比旅行更增广见闻、更严谨。于是，身处这一时代的任何一位知识人都不得不面对这一不断被质疑的现实。如何设计一套办法来提供保证，打消读者对此的疑虑成为每一位知识人情理之中的任务。
然而，笛卡尔在其数学和哲学著作中将数学论证的形式特质赋予其人文论证所缺乏的严谨与普遍性也给了一些捍卫历史学的学者以武器。换言之，只要将历史学考证塑造成笛卡尔或牛顿那种准几何式的演绎链形式，历史学的合法性危机便可以解决。
于是，皮埃尔·培尔以一种更具建设性的方式——双重叙事，“使每个论点都清清楚楚地紧随所有相关证据而生”回应了笛卡尔。理所当然的，引用的形式与内容取得了同等重要的地位。脚注对于培尔来说便成了严肃的方法论上努力的目标。总之，到了17世纪末，因应着史学科学化的进程，脚注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这不但成为了历史学批判理性的标志，还在作者和出版界的合力之下，将其定为标准与惯例。
至此，关于脚注的来龙去脉已然清晰。这一层层堆叠形成的现代史学的基础既有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研究技术，也有在科学革命期间首次确定的考证规则，有吉本的讽刺、兰克的移情，也有重塑了历史学家的生活与工作的出版惯例等等。在格拉夫敦的学术研究中，个体史家的价值得到了重新的声张，这似乎是对其师莫米利亚诺的学术传统的回归，也是在无声地反对自福柯以来西方学界所强调的权力运作。
格拉夫敦对脚注的考镜源流不但对西方史学界的诸般学者进行了重新的阐明和定位，也再次彰显了现代史学书写中的种种紧张关系。换句话说，现代史学之所以是现代的，恰恰在于它试图给古典叙事与现代考证这两个部分赋予融贯的文本层面的形式，这一形式经历了几百年的流变终于脱胎出今天的模样。
虽然，格拉夫敦本人认为脚注自身什么都不能保证，因为身处真相的两方都能用脚注予以证明，但这却是我们不得不信任史家陈述的唯一根据，而这也让历史学家的文本不再是一个人的独白，而是由现代学者、他们的先辈以及他们的研究对象一起参与的对话。这一艺术与科学相混的杂乱之物，在格拉夫敦看来，就是现代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