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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生活的英雄：从史诗到漫游

作者：来源：热度：99208 时间：2021-11-29 20:53:45

一
波德莱尔在评价画家居伊的时候说，“他就这样走啊，跑啊，寻找啊。他在寻找什么？肯定，如我所描写的这个人，这个富有活跃的想象力的孤独者，穿越巨大的人性沙漠的孤独者有一

一
波德莱尔在评价画家居伊的时候说，“他就这样走啊，跑啊，寻找啊。他在寻找什么？肯定，如我所描写的这个人，这个富有活跃的想象力的孤独者，穿越巨大的人性沙漠的孤独者有一个比纯粹的漫游者的目的更高些的目的，有一个与一时的短暂的愉快不同的更普遍的目的。他寻找我们可以称为现代性的那种东西……对他来说，问题在于从流行的东西中提取它可能包含着的在历史中富有诗意的东西，从过渡中抽出永恒。”
现代生活充满过渡、短暂、偶然，画家凝视着生活，他“静观大城市的风光，由雾霭抚摸着的或被太阳打着耳光的石块构成的风光”，他在众声喧哗之中欣赏着都市生活永恒的美和惊人的和谐，他像英雄一样在现代生活的洪流之中，穿越人海却从未丧失自己，这是一种与现实性发生关联的模式，“更是一种思考、感觉乃至行为举止的方式，它处处体现出某种归属关系，并将自身表现为一项任务”，在福柯看来，这就是希腊人所说的精神气质（eth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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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 Quixote by Alireza Davish
在《何为启蒙》中福柯将波德莱尔笔下的居伊把握成了一种现代性的态度，要成为现代的，并不在于认识并接受“过渡、短暂、偶然”这样一种无休止的运动，而是在于针对这一运动采取的态度。在“过渡、短暂、偶然”之中抽出永恒意味着存在某种永恒的东西，它既不是在现在时刻之外，也不是在现在之后，而是在现在之中，“正是在对这永恒之物的重新捕捉之中，体现出审慎从容、不易屈服的态度。现代性不同于时尚，后者只限于对时间的流逝念念不忘；现代性是这样一种态度，它促成人们把握现时中‘英雄’的一面。现代性并不是对于短暂飞逝的现在的敏感，而是将现在‘英雄化’的意志。”
对波德莱尔来说，现代英雄主义存在于说出当下生活短暂性的努力之中，要赋予流动的都市体验一种形式，或者说是为现代性赋形，用某种永恒的不变的形式抓住生活的变动无常，它并不意味着愚蠢地穿身上几件古董就完事了，而是要从现代社会生活的碎片和易逝的方方面面去获得救赎，寻找那古老的对于不朽的诉求。所以你可以看到现代英雄的所作所为恰恰是违背了现代生活的逻辑，他身上甚至带有一种迂腐的冥顽不化，不去享受现代生活却要像个老古董一般妄图以自己的努力去挖掘永恒。永恒意味着什么？他意味着不变、绵延、固定，正是现代性所要埋葬的那一部分。现代和英雄放在一起本来就是悖谬的，在本雅明看来现代生活的英雄主义包含了三个维度：为现代性赋形的努力；对现代性的的承受与对抗；自身光影梦幻的性格或者说虚构。这三个维度让现代英雄在具身化时代与社会倾向的同时又否认和抵抗时代与社会，一种悖论让现代英雄带上了“辩证意象”的色彩，他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他注定要承受现代性的后果，又不得不在同一时刻去想法设法破坏现代性的结构。这样一正一反的配置也让现代英雄染上了悲剧幻像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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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vador Dalí,
Eggs On A Plate Without A Plate
现代是最明显的不需要英雄的时代，试图从无聊乏味的生活中寻找新奇和刺激无异于缘木求鱼。现代生活的英雄主义本身就成了古老迷思的剩余，对着英雄的缺席呼唤英雄的归来，也正因为后者的缺席，既有的英雄主义的主张成了对古老迷思的模仿。波德莱尔笔下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漫游者、痞子、浪荡子、妓女他们都不是英雄，而是在表演英雄。他从日常生活的单调平凡之中跳出，却陷入了忧郁的泥淖之中，但恰恰是这种陷入忧郁气质的英雄昭示了一种主体的成形，尽管波德莱尔的英雄处理的是个人态度与世界的关系，内在如何把握一个变动不居的外在世界。他是需要在这变动不居的世界追求意义，从而实现内心与世界、心灵与形式之间的和解。这背后更重要的问题是自我的问题，古希腊之所以英雄辈出，是因为那是一个不需要自我的时代，英雄是与共同体的命运紧密相连，他处在一个整全的世界之中，如卢卡奇《小说理论》中所描述的那样——
“那些时代是幸福的，当星空是所有可能道路的地图——那是道路被星光所照明的时代。在那样的时代中，每件事物都既是新而又是熟悉的，充满了冒险，而又是已知的。世界是辽阔的，但像是一个家一样，因为在心中所燃烧的火与星星的本质是一样的；世界与自我，光与火已严格区分开来，但他们从未彼此变成陌生人……”
卢卡奇这一段充满怀旧恋乡情结的叙述或许没有还原一个真实的过去，但却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且不管古希腊的世界是否完整，现代世界的碎片化状态却是不可争议的事实，这不再是一个有限的封闭的世界，而是一个无限与开放的世界。现代人凭借一己之力是无法穷尽这样一个世界，“这些无限空间的永恒沉默”只会带来恐惧，与此同时无法把握整体的失落感。
在弗洛伊德那里失落感归根结底反应了现实与精神、外在世界与内在世界的对立，在《哀悼与忧郁症》一文中，面对失去对象的现实，采取否定态度、拒绝悲伤、拒绝哀悼之人最后沉入忧郁，并在忧郁过程中用自身取代逝者，在自我对象化的过程中弥补曾经失去的所有，“自我失去了最初的外部对象或理想，它拒绝切断自身同这一对象或理想的情感依赖，于是将对象撤回，使之进入自我，并用自我取代对象，由此开创了‘内在世界’”（巴特勒）。面对失落的时代，现代英雄不得不以自我内在面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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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vador Dalí,
Couple with Clouds in their Heads 1 and 2
二
于是，你看到堂吉诃德向着朝他宽阔敞开的世界出发了。他可以自由地进入或回到家中，只要他愿意，在这里昆德拉很值得玩味的一句话是“只要他愿意”，他执着而坚定，敢于冒险，他以一种不合时宜的疯狂举动回应着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堂吉诃德不清楚的地方在于，当他开始漫游的时候，世界却变了。
世界变得很复杂，堂吉诃德却很简单，也正因为这种简单，他没有一般人生活中的疑惧和暧昧，他判断任何事的标准是唯一的骑士道精神，没有怀疑和模糊的余地，如果出了岔子，有可能是我自己的错，有可能是魔鬼在作怪，但绝不可能是这个精神出了偏差（19期文派），如果我们说，堂吉诃德是现代生活的英雄的话，那他只能是英雄的童年状态，这使得堂吉诃德与世界构成了寓言（童话）与现实的关系，倘若没有这些寓言故事，那么世界会变得不真实。本应该是与现实保持疏离的堂吉诃德，却如一块石头砸向现实这块平滑一致的玻璃，他的疯狂、好奇、怪诞恰恰与芸芸众生平平常常的生活感情形成对照，这一次执意的相遇将平滑一致的现实撞成了碎片，他当然没有可能以自己的单纯去把握世界的复杂，但他依然可以在碎片之中为自己再造一个现实，以及一群需要他拯救的人。塞万提斯写作的时代是“侏儒与遭受苦难的人们任人嘲笑的年代，在那个年代傲慢与专横跋扈比过去、比后世都更加不可一世，在那个年代持有与官方思想不同意见的人在市中心的广场上被活活烧死，而围观的人却拍手称快，在那个年代仁慈与善良似乎已经被清楚干净”，所以当堂吉诃德以幼稚甚至是小丑一般的形象出现时，他是一个时代的镜像，将诗与反讽、崇高与怪诞、神性与偏执都融合在了一起。在此后菲尔丁、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德、福楼拜再一次续写了堂吉诃德的故事，原是小丑的人物，在历史的进程中最后却成了一个圣人。即使是始终眼光敏锐地察觉一切感伤的核心中的残酷并加以揭露的纳博科夫，对于这个人物也都顺其自然了。“我们已经不再嘲笑他了……他的纹章是怜悯，他的口号是美。他代表一切的温柔、可怜、纯洁、无私以及豪侠。”（纳博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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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 Quixote by Dave Warren
在卢卡奇看来堂吉诃德代表的是心灵比外界狭隘条件下的自我形成，他缺乏内心生活，因而需要去漫游、去冒险，去实践自己的理想主义，但这样一种理想只是抽象的理想主义，因为世界已经变了。同样还有另一种情况是心灵大于外界，他以福楼拜《情感教育》中的主角弗雷德里克为代表。如果说堂吉诃德是外在世界很复杂，自我很简单，那弗雷德里克则是外在世界很复杂，自我也很复杂，甚至是更加复杂，“主角的内心与外界一样支离破碎”。《情感教育》的时代是1840年到1867年的法国，看一眼此刻的外在世界——二月革命、六月革命、路易·波拿巴的复辟，世界风雨飘摇，弗雷德里克摇摆不定，他想成为诗人，为了追求画商夫人阿尔诺，他又想学画画，与画家谈话之后又想写部美学史，在报纸编辑的影响下又想把法国大革命写成悲剧及喜剧，受到银行家的怂恿，又想去当议员，结果是一事无成。所以我们看到当世界成了碎片，个人并不能以自我的碎片去应对，内心世界的复杂只会如深渊一样把自我推向幻灭，主体的自足是它最绝望的自卫，它放弃任何在外在世界实现心灵的努力，这种努力先验地被认为是无望的与屈辱的（卢卡奇）。
史诗时代的衰落将自我与世界拉开距离，忧郁的自我成为反思的主体并将失落的对象转向自身。内在世界的开启与外在世界的复杂成为并行的两条线，渴望真实生命的自我在与现实的匹配过程中，出现了堂吉诃德与弗雷德里克是两个多少有些极端形象。当世界变了，自我应该如何应对，是不忘初心，还是与世界一样拥抱碎片，当然不忘初心者最后成了理想主义，与世界一样支离破碎者最后成了幻灭的浪漫主义。
这是否意味着现代英雄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一个折中的选择呢？他需要有理想，也需要有现实，他与外在世界既非完全否定，也非完全肯定，既依附于时代，同时又与它保持距离（刘昌元），这个距离在世界的碎片性与自我之间形成一种防护，前者没有生硬漏出自己的碎片，而后者也没有陷入幻灭。卢卡奇用歌德《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说明了这个观点，威廉迈斯特从个人与世界的危机开始，至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而结束，在自我与世界之间取得了和解，他的学习是在既定的现实框架之下寻找一种自我的定位，这是一个成长的故事，却失去一点英雄的色彩。
三
英雄需要不是和解，而是辩证的张力。必须重新回到开头所引的波德莱尔，现代英雄必须保持自己审慎从容，不易屈服的态度，这一形象最佳阐释是他笔下的漫游者，本雅明在解说漫游者时带上了自己土星的忧郁与怀旧的闲愁，漫游者并没有在他那里得到英雄的称号，反倒仅仅是个heroic gossip，在他这里真正有现代英雄色彩的是拾荒者，后者所代表的才是救赎弥赛亚实践的模型，但波德莱尔笔下的漫游者却是在实践英雄主义，他置身于社会和时代的洪流之中，却不曾受其裹挟。他置身于人群之中，而非隐没于人群。他的闲逛和漫游并没有沦为看热闹的人，在与世界遭遇时他并没有回避，也没有被外部世界吸收掉。外部世界很复杂，但漫游者可以穿行在复杂外部世界，并用自己的能耐修补出自己的世界。他本质上是个修补匠，或者是个打零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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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vador Dalí,
Apparition of Cnide in a Landscape
堂吉诃德是在看太多骑士故事、有太多理想信念之后才走出，漫游者不一样，他是依靠自己手边的零碎去理解世界，如同列维施特劳斯对修补术的解释，在人与世界的遭遇过程中，人需要不断回顾自己手头的神话元素来理解世界，为了达到更好的理解，神话元素甚至需要被不断替换，通过这样修修补补的过程漫游者形成了处理自我与世界的另一种方式，外在世界依然很复杂，但是漫游者内心是无定型的，它是一件未完成的艺术品，需要在修补过程中不断完成，元素的不断替换又让修补永远处于生成的状态。
漫游者内心世界的无定型并不是说他没有主体性，他是在漫游过程中克制了自己的意志，从而从认识对象的角度去寻找永恒意志的形式。他把自己的主体性放在了一种可能意识上，让自己能够穿越时空站在另一个又一个并非他真正所处在位置上去，对他来说，生活的意义不再是自我本位和固定视角，他可以随时离开他自身所处的位置，站到另一个可能的视点上去看待事物（徐畅），漫游者是失去框架的人，他反讽的生活态度一边创造一边毁灭，“用一种实在去戏弄另一种实在，以便对实际存在的有限实在加以麻痹。他以反讽的方式避免客观性约束，尽量不让自己有所信持。反讽需要保持一切无限的可能性，因而他保留自己内在的、惬意的自由，即不放弃任何可能性”（施米特），正是借着对可能性的保持漫游者“把一个特别的时代从同质的历史进程中剥离出来，把一种特别的生活从那个时代中剥离出来，把一篇特别的作品从一生的著述中剥离出来。这种方法的结果是，他一生的著述在那一篇作品中既被保存下来又被勾画掉了，而在那个时代中，整个历史流程被保存下来又被勾除掉了”（本雅明）。如果说威廉迈斯特是通过漫游是成问题的自我抵达了自身，那漫游者只是通过漫游去抵达漫游，前者是肯定，那后者就只能是反讽了。
“我身上最后还剩下了什么呢？”乌尔里希苦涩地想。“也许是一个勇敢的、不出卖自己的人，一个幻想着可以为了内心自由的缘故而不尊崇外部法则的人。但是这种内心自由却存在于，人们什么都可以设想，在人的每一种境况中，他都知道自己为什么不必受其约束，但却永远不知道自己想要受到什么东西的约束！”（穆齐尔）生命不是一种无法承受的沉重，而是一种无尽的轻盈，前者是一种沉默的坚韧，后者则是彻底的忧郁。
这彻底的忧郁让波德莱尔笔下的漫游者最终成为了现代生活中骄傲的堂吉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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