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知道，在万里之遥，有上百人被凄厉的枪声骤然从美妙的音乐中唤醒，又一个接着一个倒在冷酷扫射的枪口下，你的生活会因此有什么改变？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说：他会对这些不幸罹难的人表示深切的悲伤，他会怀着深沉的忧郁想到人类生活的漂浮无定，然后他会同样悠闲而平静地从事他的生意，追求他的享乐；但是如果失去一个小指头，他今晚就会彻夜难眠。
但是当你翻开《锌皮娃娃兵》，读到那些血淋淋的文字，你眼前仿佛有被砍去四肢的人在血泊中翻滚哀嚎，依稀能听见母亲紧紧抱着被打死的婴孩泣血悲鸣，忽然又有人被爆炸声中横飞的血肉吓得惊声尖叫——你今晚一定会在血色的梦中惊醒。正如阿列克谢耶维奇所说，面对同样有血有肉的人所经历的苦难，我们每个人的心都会被揪紧，无从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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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战场上的俄国年轻战士
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想要过得幸福，我们也都有父母，有孩子，会疼痛，会死去，但为什么却会制造出如此丑陋而残忍的战场，这么无情地相互杀害，这么狠心地毁掉一切美好的东西？置身阿富汗战场的阿列克谢耶维奇感到了深深的困惑。她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在这个国度，人们还生活在遥远的中世纪，做着野蛮人才干得出来的暴行？
圣战者抓住苏联人，会先砍掉四肢，然后在用止血带包扎起来，免得流血过多死了。“他们就这样把人扔下，我们的人把他们找回来时，是一堆一堆的肉。那些人想死，可是硬是被治疗。”
苏军士兵的报复也毫不留情。“哪儿人多，我就往哪儿开枪。我开枪扫射过阿富汗人的婚礼。新郎和新娘，一对新人正走着……我不怜悯任何人，我的朋友死了。”
这些平静而血腥的文字告诉我们，生活在“另一个时代”的，不仅是阿富汗人，也是苏联人，不仅是士兵，也包括平民，虽然有人是罪有应得，但更多人却无辜又无助。与《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中多少仍然保留的安慰不同，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次却没有用保家卫国的英雄主义和正义战争的光荣献身来抚平伤痛。政府连哄带骗地把年轻的生命赶去远方的战场，而他们的父母仍傻傻地相信，他们的子弟正在陌生的国度维持治安、修建城市、守护农田，评论家们也在高谈阔论国际主义义务和人道援助，但当这些娃娃兵一个接一个地被装在锌皮棺材里运回到他们的村庄时，却连一个阵亡的名分都得不到。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呼声，淹没了亡者双亲的低低哀泣。更可悲的是，当真相逐渐显露，人们却开始冷静地谈论这些“毫无意义的政治错误的牺牲品”，政府也不敢为他们正名，而是胡乱发放少得可怜的抚恤金，试图甩脱这些可耻的记忆。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笔下，这场战争，或者说所有战争，都因为这些泪水、冷漠和虚伪而消去了光环，显得那么虚无荒诞。她相信，“历史没有被记录，就会被遗忘”。可她没有告诉读者，应该怎么去承受她写下的赤裸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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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娃兵的归来
然而，与她写下此书时的处境不同，我们的悲哀恰恰在于有了太多的真实。生活在互联网时代，无处不在的线路随时都在把世界各地的疼痛传输到我们的心灵。一无所知，或者知道太多，都一样会制造麻木和冷漠，透支本就脆弱的同情心。我不想责怪这些揭开真相的人，也无法苛责那些只能在远方祈福的人。或许，在同样的灾难没有降临到我的头上之前，我也只能像鸵鸟一样把头深深地埋进沙堆，在巨大的爆炸轰鸣声中，试着理解我们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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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战争的残酷真相的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但多少有些令人奇怪的是，在“中世纪”之前，甚至在二十世纪之前，都很难说有真正意义上的反战文学。古代的历史和戏剧作家们很少觉得，一部著作可以仅仅通过描述战争的残酷和人们遭受的痛苦，就告诉读者全部的东西。他们尽管大都认为和平值得珍惜，却也很少像今天的文明人一样，毫无保留地拒斥战争、追求和平。在这一点上，《西线无战事》、《丧钟为谁而鸣》和《锌皮娃娃兵》本身，都打上了我们时代的独特烙印。
西方知识分子常常热衷于批判现代性（modernity）的物欲横流、单调平庸，在他们笔下，现代这些为数众多的和平主义者们，只不过是草原上被牧领看管的羊群，头脑简单，安于逸乐，对政治怀着浪漫的幻想，对技术抱有天真的期望。但从一个中国人的视角来看，爱好和平，未必就等于贪图享乐，而可能是出于朴素的恻隐之心。虽然西方主流思想从来没有像孟子一样，从哲学高度上用仁心来分判人禽，但不容忽视的是，当现代思想家们在筹划现代性事业时，也怀着对苦难的深切悲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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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镜第一季《娱乐至死》
这并不是说，这样的悲悯在前现代的基督教世界中就没有，而是当基督教让人们过于认真地看待死后世界的永罚和永生时，尘世的一切都会显得微不足道。倘若能够得到永生，那么在短暂的俗世旅途中受一些苦，又算什么大事呢？而如果注定要受到永罚，那么此世的荣耀、享乐都会显得苍白无力。但关键在于，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坚定地相信这些的。马基雅维盘中餐。围绕着功名利禄而展开的征伐仍然在继续，只不过古代英雄为它赋予的伟大与光荣，已经被基督教轻飘飘地抹去，沦为了赤裸裸的野心和无意义的虚荣。等到基督教自身也陷入分裂之后，欧洲各国之间的纷争就变得更加残酷了，因为现在要争夺的不再仅仅是此世的领土和满足，而是关系到谁上天堂、谁下地狱的信仰。在这样的威胁面前，甚至各国原本良善的人民，也表现出了骇人的残忍，支持着他们的牧人，炮制出一桩桩灭绝人性的罪行。
面对这样的战火纷飞、丧乱荼毒，霍布斯和洛克这样的启蒙思想家断定，为了驯服战争和痛苦这两个恶魔，在此世实现永久的和平和幸福，就必须实行宗教宽容与政教分离，把信仰的狂热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驱逐出去。为此，一方面要搁置在人生的终极目的上产生的争议，把绝对的价值相对化，把每个人最根本的人生选择变成纯粹内心的事情，尊重每个人的选择，承认每个人的尊严，一方面又要通过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来消除贫困、寻求物质的极大丰裕，以此来软化人们超越和伤害他人的激情。当然，他们没有忘了更重要的事情是建立起强大的国家，抵御外患、消弭内乱，为发展创造稳定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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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过境迁，当我们已经习惯了稳定、和平、舒适、安宁，当我们已经相信，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可以给我们想要的一切东西，当我们已经学会尊重每个人的个性和生活方式，骤然发生的战争才会让我们这么惊愕，又这么手足无措。我们似乎固执地相信，现代社会不应该存在暴力、残忍、杀戮，甚至不应该存在痛苦和死亡。战争对我们来说，才会变得如此不可思议、不可接受，以至于我们把它归给了黑暗的中世纪。然而，这些东西其实并不曾须臾离开过我们的生活。我们很少设想，如果有机会看到自己身体内部，那会是怎样的骇人场景。在那些让人眩晕甚至恶心的身体组织里，有无数细胞老去又再生，有无数病菌侵入又消灭，能量被摄入、废料被排出。但我们所生活在的这个社会，不也是这样的一个系统吗？只是就像这些生命活动被包裹在了皮肤之下，社会赖以维系生命循环的杀戮、暴力、苦痛都仍然存在，只是都被屠场、医院、监狱这些地方的高墙隔绝，我们才好像对此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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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药丸通往真实，蓝色药丸留在幻境，你选什么？（电影/黑客帝国）
是的，生命中的风险、灾变和痛苦从来都在，只是现代社会建立起了日益复杂的各式机构、发展出各种各样的技术，来帮我们系统地治理和化解。阿列克谢耶维奇笔下的苏联官僚和军队，不就是一个这样的机构吗？但我们不会追问盘子里的肉是怎么来的，不会追究那只可怜的鸡或猪或牛被屠宰的时候，到底经受了多大的痛苦；我们只要遵照医生的嘱咐，每天吃两次白色的头孢小药片，过上三五天，脚上流脓的包就会慢慢消下去，疼痛也会一天天减轻，但我们当然不必知道这药的核心成分是7-氨基头孢烯酸，也不会了解它在自己的身体里奋勇杀敌的过程，更不知道它有没有不小心误伤健康的细胞而留下隐患。我们放心，或者被迫，把这些事情交给专家去操持，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当身体吃饱了喝足了健康了，忘掉伤痛，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享受生活的种种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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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生活变得那么轻松，却又那么沉重”（电影/摩登时代）
我们的生活变得那么轻松，却又那么沉重。我们自己，也是专业分工中的一环。但无论是自己的工作，还是遭遇到的这些苦痛，我们都不真的当作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只有当为他人做的工作和本不应有的痛苦结束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生活，才刚刚开始。正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把面对苦痛当成无可逃避的生活本相，没有正视过死亡这个生存事实，对生活采取了过于乐观而轻浮的态度，轻易地开放了自己本应守护的疆界，在形形色色的生活趣味中麻醉了自己，当我们放心托付的专家机器倒戈相向，当那些不甘庸俗、视死如归的“圣战”斗士，利用同样的技术和武器，为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向我们发动进攻，我们才会如此不知所措，在巨大的痛苦中束手待毙。
我不想去批判专业化的官僚机器给人的自由带来的压抑，也不想再强调日益复杂的分工给生活带来的无处不在的风险，这些都是现代性下无可抗拒的必然处境。或许，只有当我们正视这样的真实处境，不再轻易用自由、偏好、宽容和利益来掩盖分歧的意见之下的生存冲突，扫除附着在伟大、高尚、光荣和德性这些词上的嗤笑和污名，不再把战争和死亡当成绝对的恶来逃避，严肃地思考应该怎样在也许下一刻就要降临的痛苦和死亡中，表现出人性的尊严和高贵，我们才能在这流变的尘世中，构筑起牢不可破的堡垒。只有通过战斗而争得和平，我们才能真正享受到生命给人带来的欢悦和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