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此刻你正好一个人，请听完这首歌△
加湿比克州古拉格·什尼亚克县的国际明星约瑟翰·庞麦郎，因为严重的精神分裂疾病，被汉中市宁强县代家坝镇南沙河村的父亲和村支书，送进了精神病院。
加湿比克是庞麦郎成名后在媒体上介绍的自己的出生地，当记者追问加湿比克在哪里，他说你不要问在哪里，你就写加湿比克就行了。
同时他声称自己是90后，生于台湾基隆，拥有高贵的法国血统，从小热爱音乐。
而与此同时，媒体和网络热衷于“揭秘”他撒谎，纠正“现实”中他是生于1984年（或者更早），讲话浓重口音来自汉中宁强县的小镇青年庞明涛。在县城KTV打工的时候看了迈克尔·杰克逊的MV，听说一首歌能卖很多钱，于是点燃了明星梦想，立志成为一名最国际化的流行歌手。
一边一个青年刚开始他的梦想故事，一边现实的媒体对他进行围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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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有关庞麦郎的资料，你会看到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一个是他个人努力希望展示的样子，一个是媒体恨不得掀开被子给你“揭秘”他的样子。于是他从猎奇网络歌手变成满口谎言的笑话，或者不自量力的唐吉柯德。一方面媒体无孔不入的拆穿他的谎言，一方面又咄咄逼人圆谎生产更多谎言。同样离奇，虽然每个人看过都知道他撒了谎，他的样子看上去单纯善良，比荧幕上大多数明星都更接近现实世界的人。
前天偶然在新闻里读到他的事，遏制不住的好奇让我认真看了他很多资料，听了一圈他的音乐。感受复杂到难以表达。在此之前我对庞麦郎所知不多，只在最火的时候听过滑板鞋，当时觉得莫名的奇特又有点动情。当时觉得那肯定不是我喜欢的音乐，动情可能因为我也出身小镇，我也因为想找一双和偶像朴树同款的鲜艳运动鞋，跑遍大半个城市。
我深知那种你发现自己的生活和屏幕里向往的世界，遥远微弱的只能通过一首歌或者一双鞋，才能似乎有点连接的迫切和虚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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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次当我听到《我将留在哪里》，“我不知道我的心停泊在哪个港湾 我不知道我的心是否还会回来……”居然心痛的有点想逃开。我觉的他把小学同学留言本一样的歌词，写出了少有的深情。
有点明白当大多数围观者都把他的歌当成一个笑话的时候，另一个小镇青年贾樟柯听出了眼泪。他说：“时间，时间，会给我答案。这是一种多么准确的孤独”（在庞被消费到最后生活窘迫，跟他有过交集翻唱过他音乐的明星都避之不及的这两年，贾樟柯也时不时的为他转发信息加油鼓励）。我相信贾樟柯的真诚，因为这种孤独他的电影中也比比皆是。电影中《任逍遥》中斌斌唱起“英雄不怕出身太淡薄有志气高 哪天也骄傲……”的时候，《小武》中怯涩的小武在歌厅听着梅梅唱《心雨》“我的思念，是不可捉摸的网……”的时候。
如果不懂那种孤独，就不会知道加湿比克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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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人成长的环境中，他们理解的“世界”，并没有那么近。在你周围感受到的只有现实的困顿，和电视屏幕中绚烂“世界”的遥远。离世界中心的距离不是空间距离，是你现实和欲望之间的距离。
就在庞麦郎想象像MJ一样站在“世界”中央的时候，MJ也在不断的整形，把下巴改成柯克•道格拉斯版，鼻子不断垫高变成彼得潘模样。同样在他想象有高贵血统的法国，也有一个叫包法利夫人的乡村医生妻子，从小读浪漫小说，结婚后因为不能接受生活的无聊平庸追逐“浪漫”，而令自己的生活陷入绝境。
某种意义上，MJ和包法利夫人爱玛都是加湿比克青年，他们某种程度上逃离回避厌恶拒绝自己的某一部分“现实”，或者家庭、出身、肤色、名字、经历，担心提及一些“现实”影响到他们想塑造的完美形象。他们宁愿编造一个虚拟的加湿比克搪塞，来拒绝一个关于家乡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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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有胆量讲述汾阳故事，是因为有幸进了电影学院，看过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片，有能力把中国县城经验对应到最“国际化”的电影语言，被外界看懂。又幸运的获了奖，反哺了这份自信。而小贾也许也清楚这一路步步艰险，如果没有某些机遇，退回二十年一个县城青年倾其积蓄，拍了一部灰头土脸的小偷题材的电影，扬言他要进军国际拿下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甚至为了国际化改名贾丁斯科塞斯，听起来也会是个笑话。
同样以县城作为成长经验的五条人，能写下“立足世界，放眼海丰”，也是因为他们在开放的珠三角，能幸运的接触到最好的文艺作品，身边有知识分子艺术家。他们能读齐泽克，也有足够的自信和幽默感，能把困窘的个人经验转化成作品中的浪漫景观。他们从认知上就是“国际”视野，也有机会出国演出，从而没有“国际化”焦虑。
我说这些更多是幸运而不全是能力，是因为我也倾向于菲茨杰拉德说的：每逢你想要批评别人的时候，你就要记得，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人人拥有你的优越条件。可能庞明涛在宁强很难有人知道齐泽克，他看过最酷的人就是刘德华和MJ，他想像他们一样受人瞩目励志学习。后来一切虽然看起来有些生硬，很多失误，不过那只是因为成名太快，他还没来得及学到自然的弥合他和“国际化”之间的不适。这中间有个信息差。
而这个“信息差”是是被今天的媒体无限放大的“low”或者“潮”的尺子，是我们大部分焦虑和优越感的来源，也是今天消费社会贩卖给你商品的主要砝码。为什么要留在一线城市而害怕回乡，为什么每天看那么多信息关注那么多流行。大概我们隐隐约约还是有点恐惧，一方面围观，一方面我们知道庞麦郎的窘迫就是不远处的自己。围观这些破绽能获得像看赵本山小品中的“农民”一样，获得一点释放和优越感。
内心深处，这种惊惶（一个在15年揭秘庞麦郎的文章的标题用词）和割裂，今天我们都很熟悉。今天中国的离开故乡的年轻人，每个人至少有两个身份，有至少两套以上的语言。一套在北上广的写字楼里，一套过年回家应付家人亲戚。
不过相比于把宁强改成加湿比克，把庞明涛改成约瑟翰·庞麦郎，我们大多数人化妆化的稍微细点，从名字到经历，从家乡的美食到景色，从口音和照片修饰，一切掩饰的更加精致不露痕迹而已。
住进精神病院的庞麦郎，在经纪人的剧本里依然是音乐天才，是不被人理解的梵高先生。而站在南沙村庞父亲田里的父亲感叹，明涛本来是个孝顺的孩子，就是压力太大，脑子转不过弯来了。两种叙事，因为父亲也跟那些记者一样生活在“现实”中，只知道宁强县，不知道加湿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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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呢？如果你的家乡就是你不喜欢的南沙河村，你的周围只有土地猪圈和鸭子，而你的音乐梦想在纽约在维也纳那怎么办呢？
加湿比克青年的困境并非来自于经济上的差距或不平衡，而是现实的围堵，价值感的缺失和文化的闭塞窒息。没有人教他们不用伪装就能打通现实和艺术。音乐除了MJ那种表演，还有鲍勃·迪伦，还有美国乡村音乐西北民歌，有张尕怂苏阳野孩子，各种即使只有鸭子和土地陪伴也能生长的音乐。
如果文化教育的缺失经济失衡同时存在，如果我们不是幸运优秀如贾樟柯，无法拥有现实的“成功”，和文化上的“国际化”（或者站在中心而非边缘）的自信，如何连接我们的逃离的故土和深陷欲望呢？如果我们一面羞涩自卑缺乏技能，发誓绝不打工，一边又每天看到世界顶端的风光听“谁都可以成为马云”励志，这种撕裂的沟壑，最后除了偷电瓶车，当“三和大神”或者进精神病院，还有什么可以填平呢？
我知道在此之前，需要一座加湿比克，来缓解没有完成“国际化”叙事的文化焦虑。过了加湿比克，我们才敢变回大龙二军王建国李雪琴。庞麦郎才能变回庞明涛，才有胆量在专辑上写下“立足国际，放眼宁强”。
而一个社会的媒体，也不应该只懂一种“真相”逼死一个人。如果有良善和想象力，有人说他来自加湿比克，我们会立刻明白，而不试图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