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因为说话误解跟人打过一架。
有一次在课间操场，我和几个小伙伴玩耍扮演《鹿鼎记》。我演的茅十八骂了同学演的韦小宝是乌龟。结果放学隔壁班有个大个子拦住我，说我骂他二舅，因为他二舅叫王小宝。我说我演的是电视剧，姓都不一样怎么够得着你舅，他说谁骂小宝就是骂他舅就是故意针对他。
为此我和他打了一架。
也知道了任何一个玩笑，如果有人喜欢联想，他可以解读出他想要的任何意思，你想都想不到。为此你可以小心翼翼减少表达，或者成熟周全，还是愿意为率性而为承担代价，你是愿意先回避可能产生联想的敏感者，还是要真切确保一个笑话的戏剧性。我毫不犹豫选择后者，并愿意为打一架。
我坚信玩笑的尺度，就是一个社会文明宽容的尺度。因为讲一个段子笑话就封杀谩骂围攻的社会，是野蛮人的聚集地。一个有各式各样笑话的社会，比一个人人都能讲正确道理的社会，更值得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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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如何从哺乳动物中脱颖而出的，有很多种说法。小学课本说的制造工具直立行走这些，显然现在看来都不成立。我听过最有力的说法是所有动物中只有人会发笑，看来这是别于动物的最后一道防线。同样未来人工智能将替代的人的大部分技能，不过也有些技能机器死活学不会，比如幽默。机器可以通过精密掌控一个城市的自动交通纹丝不乱，可以同时打败100个围棋高手，但是机器无论如何学习，也写不出一个笑话，更听不懂王建国讲完“马潮”的谐音梗人们会哄堂大笑这是怎么发生的。对机器来说，一个笑话需要的连接毫无逻辑，无法程序化，或者要复杂到系统崩溃。
所以，如果我是《黑客帝国》的编剧，最后那场面对机器大帝的谈判，就不需要尼奥去牺牲了。只需派一个脱口秀演员和一个观众，跟机器大帝约定，如果他能理解那个观众什么发笑，人类就彻底投降。然后演员一边演观众一边笑，一段脱口秀讲完，机器大帝在解码运算中系统崩溃，人类获得了最后胜利。
当然，这也只是个笑话。如果你问我机器大帝为什么会答应，我只能说：好吧，我再给你讲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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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笑话不仅在人与机器动物之间存在界限，人与人之间也有界限。笑话是一个圈子的街头暗号，也是圈子壁垒。你讲完一个段子，有人发笑，有人没笑，如果你想通过解释来让没笑的人懂你的幽默，你会发现自己也会系统崩溃。
所以如果不先承认喜剧是一种局限、偏颇、失真、过敏、刻薄，鸡蛋里挑骨头以偏概全的夸张演绎，而是把喜剧当作人生格言听，那讲的人和听的人都累。
解决喜剧表演总让人误解举报的唯一办法，就是隔离，各圈听各圈的。如果你听到不悦耳的，抱歉走开，那不是讲给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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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喜欢喜剧的动力来自压力释放（这里喜剧不包括那种拼命出错扮丑逗你发笑的综艺，而是基于现实经验的语言幽默）。最过瘾的喜剧，是那些忽然拿开了一块遮羞布，点破一些默默遵守但说不出边界，通过喜剧的方式隐晦演绎，那种观众有种赤裸又惊喜的感觉。所以好段子听者多半能照见自己，一定带着一点冒犯的，这需要一点包容度。
听脱口秀有点像你去捏脚，按摩师下手只能凭经验试探你的承受力，他也会根据你的反应调整，然后形成一种默契，享受整个过程。这需要一个开放度，就是首先你敢把鞋脱了脚底暴露出来，你相信他不管捏的疼还是舒服，都不是想故意害你，只是努力凭经验服务你。如果不满意下次可以换。但是如果你一进门就说我要解乏，但你不能碰我，按疼了我告你。那按摩师只能建议您自己回家洗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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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生喜剧的地方都差不多。天桥的苦力干一天累活，吃完饭听一段相声讽刺那些当官有钱人的倒霉事，心里开心扔两文钱，不喜欢听转头走就是。不会听了不中意就跑去告发。于是相声在街头小剧场里养活了艺人，再后来说要上电视了要改，相声演员就变成了西装领带红嘴唇的北朝鲜官员模样。郭德纲再想恢复小剧场时，场下多了许多拿着小本记下来举报的。同样本来大城市一些打工青年线下聚集起来，讲点段子调侃一下苦逼生活，最后变成综艺脱口秀，一夜之间演员成为明星，成为“公众人物”，第二天再说个段子就踩了雷，再看就变成像被克格勃审问过的惊慌模样。
所以如果你喜欢一个脱口秀演员，祈祷他千万别太红。段子手和公众人物是反义词。公众以后要么小心翼翼不好笑了，要么迟早得被封。尽管精明如郭德纲编了很多段子铺垫，说电影演的坏人你知道是假的，相声同样说的也是故事，要分不清这个你的智力就不适合听相声。德云社每年还是有许多演员因为说错话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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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发现，因为因言获罪的喜剧演员越来越多。是大家真的不会听笑话了，还是社会道德标准高了，自尊心脆弱了？为什么有人会因为杨笠讲个“男性”的段子就被冒犯呢，实在不懂。她是在喜剧舞台演绎一个角色，又不是在联合国妇女大会作演讲。范志毅讲个体育圈的笑话，能被围攻到《吐槽大会》节目活活缺了一集。体育被发明出来不就是提供娱乐话题的吗（只有少数没有自信的文化才动不动把体育和民族情感联系在一起），谁会为了体验民族情感喜欢一个球队？中国篮球除了学习NBA技术，应该学一下奥尼尔那种幽默感，看他如何在科比的葬礼上讲段子，让现场一边哭一边笑，情感复杂的让人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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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我们的文化里，因言获罪是主旋律，不管是文字狱整风运动，不让笑的时间比能放松开怀大笑的时间长的多。上纲上线的抽象词语，比写一个笑话需要的形象词汇多得多。揪一个说相声的说他的段子隐含了某某思想，然后给他定罪下放到牛棚，让他从此战战兢兢从此不敢说话的场景，离今天并不远。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一年就等春节晚会的赵本山，只有他的笑话经过层层审核，是安全又好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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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我家》剧照
中国到目前最好的一部喜剧仍然是90年代的《我爱我家》，梁左是少有的能把一套革命官僚话语，玩味出喜剧效果的。此前大多数人听到那样说话，只会紧张。从傅明同志嘴里一套一套的说辞，让许多中国人觉得又熟悉又荒诞。而以改革开放为背景的无业青年贾志新，则一边篡改使用一边又在消解浪漫化这种语言（90年代京圈影视都是这种风格）。除此之外90年代之前的语言类喜剧，耍点滑头弄个才艺。除了赵本山，很少有人能从宣传话语和市井语言之间找到平衡点。
郭德纲出来以前很长时间里，相声都与喜剧无关，而像是跟杨柳青年画一样需要保留的民俗样本。郭德纲的语言承接民国以前的传统，绕开政治宣传话语体系（主流相声自从陷进这套话语中就没出来过），让许多中国年轻人忽然发现传统中国口语可以这么好玩。
《吐槽大会》这样的节目能火起来，并不是真的因为他有多好笑，而是新一代终于在荧幕上找到一种更加日常的喜剧。从小看周星驰看《老友记》长大的一代人，希望喜剧像朋友间的调侃一样自然。不用端着，不用有道理，不用政治正确，不用开头是“我们”（或者倪萍用的“咱们”），而是我。李诞可以躺着说我就爱躺着，而贾志新同志躺着还要说成为革命积蓄力量。
真的应该珍惜，今天最受欢迎的节目中，程璐把自己离婚写成段子，何广智小人物的窘迫讲出来供大家笑，这个时间非常短，非常难得。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只能等到周末看《曲苑杂谈》听几个老干部风格的段子。《吐槽大会》以前，许多明星都跟政治人物一样是没有缺点的。这个节目让明星有了一些人气儿很受欢迎。不过几年过来，从一个新颖的节目，变成一个战战兢兢事故不断的尴尬比赛，不知道该说什么。
逼得我都要学傅明同志倡导忆苦思甜了。总之，好喜剧演员还挺稀缺的，且灭且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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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不是喜剧演员，不过作为资深观众我知道喜剧在我们的体制下有多难。
现在的脱口秀（其实是stand-up comedy，准确翻译是单口喜剧）在西方最主要的题材是有关政治和性的话题，这两者在中国都是禁忌。其它文化传统禁忌比如死亡迷信宗教不能谈，权威禁忌比如师长领导英雄不能谈，负能量禁忌灰色消极阴暗的要避免，再加上今天全球化的禁忌普世价值自由民主反对的不能碰，女权环保弱者残疾人少数群体动物保护类敏感题材不能碰，性偏好不同者地域歧视爱国狂热的各种禁忌不能碰。全部避开这些你试试写个段子看，最后除了说自己是个衰人，朋友是个倒霉蛋，谦哥烫头嫂子叫我吃鸡之外，还能写个啥？
中国的语言类喜剧人干的都是高考走钢丝的活儿，能在真话和安全之间找到平衡点简直是一种高科技，最会讲段子的不论赵本山郭德纲还是崔永元窦文涛，都属于心思缜密到觉都睡不好的人，也仍然会犯错。一方面希望给观众新鲜，一方面又不能说错话要讨好大多数人，真的挺难的。
以前一个新段子要出场，最大的压力来自有关部门的审查，春晚小品修改总还有个意见，像是广阔田野上孙悟空给你画个圈，只要别出圈怎么蹦跶都行。网络时代演员们才发现，圈外危险多了。漫山遍野都是丢石头的，管你演的好不好，哪怕只因为长得不顺眼，孩子用了爸爸的姓，也能围攻你。
网络世界正在收缩，只留一个通道，一种观点。可以确信这几件事情过来，这一代喜剧演员会马上进化出自我审查能力，浑身装满预警雷达，没写完一个段子都先用政治正确筛子筛一遍，以防伤到谁二舅。
想象最终有一天，最会讲笑话的人都因为说错话被灭了。最后一名脱口秀演员被请上舞台，颤抖着说：我只有一个段子，祝愿世界和平，大家同意吗？听完全场响起熟悉的，雷鸣般的掌声。演员终于松了口长气，露出安全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