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0月份我们县城特别冷，路两旁的柿子树叶焦黄。一阵风，扬起混合黄土和煤灰的尘，永利百货商场门前的大理石上，一层黑尘。青砖、水泥、柏油路牛皮癣一样圈圈石子脱落，只有墙上的标语和商店的招牌，泛着油漆的暗血红。香港回归的标语还没有撕掉，小卖部门口的回归挂历还新。这一年夏天人们比往年亢奋一些，出了录像厅里的香港片，这是一个内陆县城最接近香港的一次。
我们初中就在县城中央，土操场光秃秃的，黄土石砾地被踩的坑坑洼洼。挨着围墙的一排杨树，树顶被墙外的运煤车扬起的灰尘染成了灰色，像一排铁丝网。操场尽头是厕所，露天粪坑，有十几米长，白灰已经剥落露出潮湿的青砖，远远的就闻到一股尿池的氨水混合着烟草气味。进去里面靠墙一排泛白的尿池，池中间滴水，水流混合尿液把烟头冲到两边。
烟头泡在尿池里，堵在水管口，变成焦黄色。
我和郑彦斌每天早上课间操去厕所，一起撒尿，一人一口抽完一根烟再回去。
郑彦斌的手又圆又长，扇耳光又快又响。有一次一进教室他凑过来跟我说，刚在厕所扇了一个孩子耳光。那孩子刚脱下裤子准备尿尿，揪过来啪啪，两个耳光，栽倒尿池里了。他一遍给我说，一遍比划。说的时候他整个手是红的，手腕是青的，还在抖。
我问哪个班的，你孙子打架也不叫我。他说没想打，赶巧碰上了。
那天放学他掏一块钱买了6根蝴蝶泉香烟，我们一起抽到后山他外婆家院外的台阶前。
他跟我说，不行，一定要扇乔羽鑫的耳光，让那孩子长点记性。就这周五，你记得早点来，我叫上老裴他们，我要当着文菲的面扇他。周五文艺汇演他肯定去，我和老裴拦他，你帮我给文菲传个信儿。我早就想打他了，打他个学习委员，打他天天甩头发，打他个衣服还要在临汾买。我他妈要撕他个小西装，尿他喷香水抹发胶，我要让他二八分的小头型散成满脸花。这怂货他妈的给文菲写情书，弄的全年级都知道，老子的女人你他妈的不知道啊。
必须扇，我说。
文菲在我们隔壁班，和彦斌一个小学上来的。他们据说小学就好，不过两个公开场合不说话，有时候传个纸条，夹到书里让另一个共同的同学转交。他们有时候放学一起走，不过一个在桥这边，一个在那边。我们看见就跟在后面起哄。
乔羽鑫跟文菲一个班，消瘦斯文，走路低着头，头发遮住右半眉。他成绩好，我们几个班同一个语文老师，总是提到他的作文。我们男生则不喜欢他，传说他妈妈改嫁了个有钱人，讨厌他手插在裤兜自信走过我们班门口的样子。我其实觉得他人还不错，我们彼此知道但没有说过话。有一次在新华书店楼梯碰到，还彼此点头。不过在那个环境，喜欢讨厌一个人不是喜好，是要站队。
文菲则是他们班的体育兼文艺委员，她有一种抓人目光的伶俐和爽朗，看见她我总是感觉晴朗。每天早上课间做操，体育委员是正对的，于是每天我都可以光明正大的看着她做操，纤细的手划过天空的样子。我熟悉她的每件衣服，每双鞋，而其他人对我而言只是背影。她喜欢穿一件柠檬黄色帽衫，杏白色高领绒衫，短发，一只晶莹的耳钉。每天放学我能从楼上看她一直走出校门。
我没有和文菲说过话，我觉得我和她的距离，像是我站在楼上看天空的距离。另外，我知道她是我好朋友的女人，我告诉自己。
周五的文艺汇演在大礼堂，晚上七点开始。是我们和隔壁县的一次联谊，有我们学校一个节目，所以学校让必须全部参加。
大礼堂在县城老街的中央，高门厚墙，方砖廊柱，是县城唯一有历史感的建筑。黑灰色的墙上糊满了一层一层大红粉绿的广告纸和演出告示。门口的广场上各种摆摊，手推车里塑料袋翻开的瓜子花生米球，黑黢黢的铁桶烤的红薯，旁边是三角形的烧饼，和油汪汪的小锅里刚炸出来的炸糕。
我来的时候郑彦斌和老裴他们四个人已经坐在大礼堂台阶上了，还穿着新买的回力白球鞋，手里卷着一卷报纸，猛力的摔打台阶。他们招呼我过去，嘴里都嚼着口香糖。递给我一块，我塞进嘴里，水蜜桃味儿的。
彦斌安排说已经和老裴看好地方了，大礼堂后面有个小巷子是死胡同，等人陆续来了以后，他们三个负责截住乔羽鑫拖到巷子里，我负责在这里等文菲，就说有急事叫她过去。我们聊着预计可以在汇演前搞定，不耽误看节目，彦斌强调你们都别动手：我来扇，我早就在沙袋上练了。
正说着，看见乔羽鑫和一个小个子从对面小卖店出来，我们立刻起身。彦斌转身直接进了巷子，我和老裴一共四人围过去，老裴手里拿着一根可以伸缩的钢管，我把挎包拎在手里，另外两个空手。我们一围上去，乔吓得脸色发白，问干什么。我们说有事，然后捏着脖子推了一把，他就默默跟我们进了胡同。
乔羽鑫仍然一丝不苟，穿着深卡其色西装，圆圆黑框眼镜，白条纹衬衫，系带小黑皮鞋，头发柔顺没有抹油，风一吹还颤动。
他走的很慢，小声问你们要干嘛，我们也只催快点。他远远看见彦斌，心里明白了。
彦斌在巷子深处看见我们推着乔羽鑫走来，点了一根烟，歪着头斜看着。看靠近了他忽然后退做了个助跑，然后一脚蹬到面前。乔吓得往后一躲，结果彦斌的脚只是虚晃，然后收回去了。乔刚回过神，彦斌一个耳光，啪，响亮的打在脸上。然后又反手一晃，乔赶快捂住脸，卸下眼镜儿。接着又是一耳光。
你知道我是谁吗？彦斌问。知道。乔羽鑫捂着脸答道。
彦斌这时候示意我，让我去等人。我刚从战斗充满一身的热血中回过神。好。
那条巷子又窄又长，我记得，天刚刚变暗，有自行车铃铛的声音，巷子尽头人来人往，抬头天空深蓝，有两朵红云，飞机划过天空，留下几道白色烟痕。街灯朦朦亮，声音嘈杂。
是的，我心情有些激动，走出那个巷子，像要奔赴战场。是的，我奉命去等一个女孩，我奉命要跟她说话，我奉命用她无法拒绝的理由告诉她她必须跟我走。是的，我要去等一个女孩，一个我平常喜欢远远看着的女孩，我第一次直面她，告诉她她的男朋友正要打另外一个男生。而我是那个喜鹊信使。
是的，那天我只记得那个巷子十分漫长，我走出巷子，心快要跳来了的光景。街灯使人眩晕，烤红薯散发着诱惑，骚动的人群让我热血沸腾。我站在大理石广场中央，环顾四周，像一个雕塑。我，远远的就看见文菲，穿着一身洋红色运动套装，背着黑色书包，手里拿着两本英语书。我，意志坚定的走过去，拦在她面前说：嗨，彦斌要打一个人，你管吗？她像是受到惊吓，几秒钟问我，打谁？跟你有关，我扭头轻浮地说道。
我感觉自己脸烧的灼热，跟她近距离接触几秒，就想逃离。跟我走，我说。
文菲低着头抱着书跟我走进胡同，我再不敢回头，我则像一只领路奔跑的蚂蚁，恨不得马上钻进树洞。我只记得她穿一双有点跟的皮鞋，在我身后发出吧嗒吧嗒的声音，我则努力拉开距离，刚刚凑近跟她说话的片刻，我闻到一丝丝雪衫的香气，我被那种气息迷的眩晕。
这个眩晕掩盖了我记得后面的事，打乔羽鑫的场景我都记不清了。我记得远远看见四个人围着，彦斌抽着烟靠着墙。乔羽鑫头发垂下来盖着脸，弯着腰侧斜着身子。文菲走近忽然上前，指着彦斌说，你们喜欢打谁随便，你们的破事不要叫我。说完转身就走。所有人都不敢说话。我也完成了使命，站在巷子里，像门前的石狮子。
我们从巷子出来都没有去看演出，在街上走了一会都各自回家了。
再后来，文菲和彦斌再也没一起回家过，也不互相传纸条了。早操我故意往后站了两排，以防出操的时候碰到目光对视，我仍然在远远的地方看着她。我希望那天巷子里的窘境足够强烈，足以使她忘记传达这个消息的信使。
后来的日子，那几记响亮的耳光，也没有在乔羽鑫脸上留下痕迹，像是这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而我一直在内心一遍又一遍的模拟，那天我说那几句话时，是不是看起来大义凌然，还是僵硬木讷的。是不是那天我也上前扇了乔羽鑫耳光，就在她面前。
我都记不清了。
2021年4月，我路过县城的大礼堂，那里成了一片空荡荡的露天菜市场，只有一些老人来回踱步。我试着回忆是左边还是右边有条深深的巷子，发现好像根本没有，大礼堂的一边是山坡，另一边是块空地。
（今年春天回了一趟老家县城，每次回去都会发现大好多，现在对我来说基本上是一个全新的陌生城市了。改造重建的是如此彻底，不留痕迹，以至于我偶尔跟一直生活在其中的朋友提到过去的一些细节，发现我的记忆和现实根本对不上，不知道是没有存在过还是完全被遗忘了。有些场景好像就只是在我记忆里。好吧，如果所有都已经重建，那就没有什么“现实”可以妨碍我头脑的拼接虚构了。
混乱和距离产生，文学自此开始。
我写下的一些事，有我生活和记忆的影子，但也并不都是真的。我希望回忆活着编造一些过去的人和事，串联记录下那个已经不复存在了的90年代县城，和那种空空荡荡百无聊赖的生命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