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IS的大炮已经毁坏了叙利亚这片古老土地上的伟大遗迹。上周一，坐落在巴勒米拉的凯旋门被炸成断壁残垣；几个月前，有近两千年历史的杜拉古城（Dura Europos）被ISIS控制，古城中的犹太会堂和基督教家庭教堂均遭洗劫。对早期基督教考古学者来说，这次浩劫无疑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因为这几座沙漠中的古城还有无数秘密没有被揭开，就化为沙漠中的一片焦土。不过幸好，考古学者们在罗马还有一篇广阔的世界需要探索。已经数次被搬上大银幕的罗马地下墓穴，似乎总是在崎岖环绕中试图隐藏自己的秘密。这里似乎并不像金字塔那么惹人注目，但也和埃及、巴比伦一样，用绘画和建筑书写了人类的生活与信仰。
杜拉古城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就屹立在叙利亚北部，幼发拉底河流经这片当时仍生机勃勃的土地。Dura是闪米特语“要塞”的意思，Europos则是建立这座城市的塞琉古国王尼加托的出生地。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这座城市对叙利亚北部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城市处于数条商道交汇处，虽然饱经希腊人、帕提安人（Parthians）、波斯人和罗马人战火洗礼，但总能借其军事要冲的地位重新发展起来，直到公元256年罗马人撤出并毁灭这座城市。
1920年代，英国军队在向驻扎在大马士革的贝都因反抗者进军时，偶然发现了这座古城的遗址。30年代，来自法国和美国的一批考古学家进驻这片已经寸草不生的沙漠之城进行了为期二十年的考古挖掘，但直到十数年前，在这片城址中仍然不断有新的考古发现。著名艺术史家罗斯托夫采夫在他的作品中不吝赞美，称这座古城为“沙漠中的庞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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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杜拉古城鸟瞰图及重要建筑分布
因这座城的地理位置特殊，自古就有明显的各民族混居情况出现。从建城起，就有宙斯、阿尔忒弥斯和阿多尼斯的神庙，以及一些闪米特当地神祗的神庙，城市中心的希腊广场（agora）则表征这里的希腊式文明；到2-3世纪，罗马军队进驻本城，让这座城市里充满了各式宗教场所：犹太教的会堂、基督教的家庭教会、密特拉神庙鳞次栉比。但不像一般的古代多宗教城市有“犹太区”、“基督教区”，在杜拉古城中各色神祗都是邻居，耶和华旁边住着阿多尼斯，阿尔忒弥斯只要回头就能看到阿塔贾提斯（如图1）。
杜拉古城之所以受人重视，主要是因为这是迄今唯一一例同时发现处于同一时期同一地点的犹太会堂（Synagogue）和基督教会。城市西端发现的犹太会堂（如图2）始建于二世纪晚期，是已知最为古老的会堂遗址；基督教会建在一个230年左右落成的私人院落中，约240年改建为教会。在犹太会堂和家庭教会的洗礼室中都有精美的装饰和以《圣经》为题材的湿壁画（fresco），这无疑是一项惊人的发现。犹太会堂中发现了58幅大型叙事湿壁画，组成了摩西（如图3）、以西结、以斯帖、以利亚等几个叙事单元；基督教会洗礼室中发现了七幅保存情况不佳的湿壁画，其中五幅讲新约（耶稣水上行走、耶稣治癞病、撒玛利亚女子与水井、三玛丽上墓、好牧人），两幅讲旧约（亚当与夏娃、大卫杀格里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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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犹太会堂的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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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犹太会堂中的《收养摩西》湿壁画（局部）
众所周知，在犹太教和基督教共同尊奉的“摩西十诫”之中，第二条就是禁止制造和敬拜偶像（Ex. 20:4-5），而是否应该绘制圣像的争论在拜占庭时期甚至引发过内战，那么为什么在公元三世纪的这两座宗教建筑中却出现了如此多的画像呢？我们应该从两个角度考察这个问题。一方面，在公元前后的犹太教经师解释中，第二诫并不成为否定视觉艺术的理由。虽然以赛亚、耶利米等先知曾经拒斥使用宗教画像（希伯来文：tselem），但律法书允许画人，只要这人不被当成偶像（希伯来文：elil）成为敬拜的对象。因此，虽然保守犹太教传统在后世严格拒斥视觉艺术，但在杜拉古城所在的时代，画人像并不是触犯十诫的不赦之罪。早期基督教虽然仍以犹太信徒为主，但摩西之约并不被广泛遵行，保罗对执着律法的犹太基督徒的批判，对早期基督徒来说可谓言犹在耳。另一方面，在杜拉古城和整个近东地区，盛行的希腊宗教和闪米特宗教均有悠久的造像传统，早期基督教地方性较强，往往跟随当地文化传统发展自己的典仪形式，而在叙利亚和埃及的犹太会堂也并非全无装饰。诫命的松弛和当地文化传统，使得杜拉古城的会堂和家庭教会成为早期宗教艺术的一大宝库。
为了不直接表现上帝，犹太人使用了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画出上帝的手。在表现上帝对先知和选民施展神力或发布命令时，在画面顶端会出现一只或一双向下伸开的大手。上帝之手在58幅现存的会堂湿壁画中出现过十次，有时伸左手，有时伸右手，有时双手都伸出来（如图4），有时甚至同时伸出好几只右手（如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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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摩西领以民出埃及过红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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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以西结接受上帝之命
上帝之手无疑是一个很有趣的艺术形式。《摩西五经》中提及上帝之手凡四十五次，其中在以民出埃及的故事中更是频繁出现（因汉译圣经的问题，在和合本中只有Ex. 3:19-20可见两次），刻画上帝之手于是成为既其来有自又不冒犯诫命的上佳选择。杜拉古城的上帝之手是同类题材中现存最早的，而同时期的基督教画像中则没有上帝之手，可见这是犹太艺术首创的。不过基督教徒学习速度很快，他们在四世纪的罗马地下墓穴和五世纪初的象牙雕（如图6）上面都画上了上帝之手。不过很有趣的是，基督教刻画的上帝之手几乎只有右手，不再出现双手都伸出来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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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约公元400年耶稣升天和“不要摸我”（Jn. 20:17）象牙雕，上帝之手握着耶稣的手
早期基督教的建筑多在住宅之中，这种住宅往往是信众死后捐出，并由教会改造成教堂（domus ecclesiae）供其他信众进行宗教活动。杜拉的家庭教会也不例外，它由集会厅、讲道厅、洗礼室和场院组成（如图7），建筑形制和城内的其他住宅别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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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杜拉家庭教会复原图
在杜拉古城的教会中只有洗礼室（baptistery）保存下来七幅湿壁画，最重要的集会厅（Assembly Room）只有一处带状装饰却全无壁画的痕迹，似乎十分奇怪。不过考虑到教会改建后不久城市就被废弃，可以推测教会并没来得及完成所有装饰。与杜拉古城基本同时的罗马基督教地下墓穴，往往采用直接在墙壁上作画的方式，但杜拉古城的洗礼室湿壁画做工更为复杂。保存下来的湿壁画不足原有画作的一半，其题材明显是经过刻意挑选的——要么和水有关，要么表达治疗、重生、回归创造的意涵，以契合洗礼主题。但相比犹太会堂的湿壁画，无论是数量还是作画水平上，洗礼室的湿壁画都差出一个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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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洗礼室中的三玛丽上墓（第三位玛丽不存）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学界曾有过一个风靡一时的假说：曾有一本流传于早期基督教社群的插图本《旧约》，这本《旧约》成为了基督教艺术的原型。这一假说的基础是当时发现于罗马的地下墓穴和叙利亚的一系列考古发现，在其中刻画旧约作品的数量约是新约的六倍，并且在某些角度上具有相似性。杜拉古城的发现给假说以沉重打击。一方面，在洗礼室中新约画比旧约画多出一倍；另一方面，洗礼室的湿壁画与其说和罗马地下墓穴相似，倒不如说和杜拉当地的犹太会堂、异教神庙的艺术如出一家。图8中玛丽的服装与图3中埃及公主的侍女非常相似，耶稣治癞病画作边缘的装饰带也与摩西单元类似。更广一点看来，异教神庙的画作和犹太、基督教均大量使用暗红色、绿色和金色，犹太公主的裸体像也和罗马造像中的维纳斯造型接近。艺术史家将杜拉古城各类神庙的艺术造型统一归结为“巴勒米亚风格”，这是一种融合了闪米特当地艺术、希腊罗马风格和东方帕提亚艺术的风格，重视服装和饰品的刻画，一般正面刻画人物，多褐绿金三色。
于是新的问题出现了：为什么在杜拉当地，不同的宗教却拥有风格类似的造型艺术？罗斯托夫采夫给出的解释比较宏观：各大宗教在当地都接受当地的艺术风格，以表达自己的宗教观念。这样的解释基本上无关痛痒。有些学者的解释十分大胆：可能存在一个当地工坊，他们接受来自各个宗教团体的委托，按照宗教团体的要求进行宗教场所的装饰，并依照各团体的出资创作水平不一的画作。这样的解释，虽然解释力很强，但并不能拿出实在证据说明，各处宗教场所的画作均出同一工坊。
笔者认为，我们应在插图本《旧约》假说和工坊假说中取得一个平衡。首先，即使在杜拉古城这样的边关，也可能有自生的艺术模式，这一艺术模式当然可能受到周边艺术风格的影响，但并不意味着它必须依靠数千公里之外的罗马或者埃及的某个迄今仍未被发现的插图而存在；其次，不可否认多种宗教的艺术存在风格上的共通性，但这样的共通性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说明它们出自同一工坊，无疑是值得怀疑的。如果这样的工坊确实存在，它需要处理的神祗和故事未免也太过复杂，很难想象为了维持这样的工作需要多少画工，而杜拉古城并非当时的艺术中心，是否有这么多画工还是未知数；最后，基督教会和犹太会堂在画作数量和水平上的差异，应该在经济层面上给予解释。犹太会堂虽然比整座基督教会略小，但真正用于礼仪的部分却大出基督教会很多，与异教神庙相当。会堂改建次数较多，也说明犹太社群有足够财力维持这种改建活动。拥有更多会众和财力的犹太社群，无论是雇佣画工还是在社群内部寻找画师，以及在做工精细程度上，超越基督教社群并不是什么难事。
总而言之，这座多教并存的沙漠中的庞贝，在艺术史、宗教史和社会史的维度上，都为我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信息。对于基督教考古研究者来说，这座即将毁于战火的古城，不会随着其物质存在而湮没于历史长河中。正是从那座小小的洗礼室开始，基督教艺术走向了罗马的地下，并很快从地下和边境跳出来，占领了罗马的众多大会堂（basilica），最终随着基督教合法化占据整个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