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规训与惩罚》中，上承《疯癫与文明》、《临床医学的诞生》、《词与物》、《知识考古学》，下启《性史》，福柯将目光再次聚焦于历史、社会、政治中的“他者”。他避开主流、确凿的历史线性叙事，运用延承自尼采的“谱系学”方法和他进入历史的“考古学”路径试图从历史的碎片从陈见的泥土中掘出，却又无意于对历史做真理性的阐释，无意于像侦探一般回到历史现场，举例来说，他无意于追溯从改革家“惩罚之城”的理想到监狱制度的突变缘由，而将二者作为说明惩罚权力和规训权力的理念型，在看似令人错愕的历史突变的背后是后者悄无声息的弥散。同时，福柯也无意于将孤岛般的历史自圆其说地连缀，以期达到一种贯通的解释（那无疑会再次在线性历史中陷落），换言之他无意于就历史本身言说历史。历史与知识、权力的合谋，历史变化背后话语体系的运作过程，才是福柯真正关心的疆域。
具体到《规训与惩罚》这本书，通过言说因其静默而未被侵蚀，从而保有历史真实性和言说自身的合法性的身体，福柯围绕着历史上三种刑罚模式加诸身体之上的刑罚——中世纪末和“旧制度”时期作为王权武器的酷刑，古典时期人道主义改革者的梦想以及体现了现代规训权力技术的监狱和规范化监视[1]——讨论了身体是如何被展示、被观看、被符号化抑或被监视、被操纵、被规训的。
酷刑及其淡出
在《规训与惩罚》的开头，福柯就将两幅历史的断片并置呈现。一幅是公开处决的景象：达米安因谋刺国王被杀，行刑者以一种艺术家的繁复和细腻在他的肉体上用恐怖的刑罚逐层累积的作画，与此形成戏剧性对比的是巴黎少年犯监管所的作息时间表，其内容是压抑、严密、细致、有条不紊的对人的行为的操纵。一个血腥酷烈，一个压抑寂静。在这两相对比中，福柯观照到一种惩罚体制的重新配置和一种关于惩罚行为的全新道德：作为公共景观的酷刑消失，其戏剧性因素由公众狂欢的引信被贬斥为一种不受欢迎的残忍，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脱离了感官化呈现的、“温和”、细腻的惩罚方式。一种“劝恶从善”的技术，以其所指向的更“高尚”的目的取代了对罪行的纯粹报复。当然，这种变化并非顺滑的发生，而是充满褶皱，充斥着细密的回流倒退。肉体也从未退出惩罚的历史，只不过从酷刑的狂欢舞台逐渐退隐，被非肉刑的惩罚包裹起来。然而总体变化趋势毕竟趋于“人道化”，去残忍化的。然而，福柯并不信任“人道”的说辞，在他看来，与其说惩罚强度减弱了，不如说惩罚的对象被置换了。
“曾经降临在肉体的死亡应该被代之以深入灵魂、思想、意志和欲求的惩罚。”惩罚的作用点从肉体延及灵魂，意味着犯罪的性质、犯罪的内容和关于犯罪的知识发生了扩张性的改变。如果说在旧制度之下，司法只是为了确定一种犯罪事实，并依照有关罪行的知识、有关罪犯的知识和有关法律的知识作出判决，现在则慢慢渗透入对罪行动机的追踪，对罪犯犯罪人格起源的追溯和相关法条对该种行为该种人格的矫正。这使得罪行认证变成了一种奇怪的科学—司法混合体。科学—司法知识领域的扩张造成了辅助权威的衍生，他们围绕在罪犯周围，不仅对其行为、动机及人格做出解释，更提供处方，充当变相的法官——精神病和心理分析专家，执行判决的官员，教育工作者，监狱服务人员，“所有这些人都分享着合法惩罚权力”。一言以蔽之，18至19世纪的新刑罚体系的实施使得司法运作吸纳了超司法的因素和人员，他们不仅惩罚罪犯，更医治和改造罪犯。这种转换的背后是一整套知识、技术和“科学”话语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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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话语的形成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亦即福柯所称的“古典时期”），酷刑显示出自己在刑罚中的重要地位，以其造成的“令人恐惧”的痛苦带来惊骇的效果。然而福柯指出，酷刑并非无法无天的极端狂暴表现，而是一种可操作性的、指涉明确目的的技术。一种惩罚要成为酷刑，要符合三条基本标准：首先，它要能制造出可以被度量，可以被计算、比较、划分等级的痛苦，并将这种痛苦与罪犯所犯的罪行性质、严重程度及罪犯的社会地位相联系，达到有区分性、差异性惩罚的目的。其次，酷刑要成为某种仪式的一部分，应能标明受刑者，给受刑者打下耻辱的烙印，以此给受刑者和围观的群众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第三，酷刑必须引人注目，达致一种仪式性狂欢的效果，因为过分的暴力宣示着“正义”的荣耀，某种意义上，囚犯受刑时痛苦的呼喊正是真理凯旋的号角。
如果说惩罚酷刑以其公众性和仪式性言说其正义性，审讯过程则以相反的极度保密性和不透明性宣称“确立事实真相是君主及其法官绝对排他的权力，这是一套无须被告出席，仅靠秘密调查和建构证据即可确认罪行的机制。”中世纪及文艺复兴的传统规定了一套对证据的性质和使用方法，这是一套从“副证据”“半证据”到“充足证据”的逐层递进的证据体系，每个证据可以孤立地导致相应的司法作用，证据间也可以根据精确的算数法则进行叠加。因为每一片段的证据激起人们一定程度的对罪犯的怀疑和反感，因此对罪行的最终认定并非遵循非真即假的二元体系，而是遵循逐步升级的原则。调查和惩罚相互交融，肉体和真相展开较量，每一级的证据带来一定的罪责认定，从而允诺一定程度的拷问酷刑，作为对已有罪责的惩罚和剩余罪责的追问。在拷问酷刑中，惩罚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本身。
而一旦关于罪行的真理被生产出来，判决便要通过犯人的肉体昭告天下：犯人以自己的身体承担罪行和司法正义，并是这种罪行和司法正义昭示于众；仪式充满了公开忏悔的氛围，以期在最后一刻揭示关于罪行的全部真相；受刑往往和罪行本身戏剧性地联系起来，因此司法正义便可以在公众面前重现犯罪，揭示其真相，使这种罪行与犯人同归于尽；而犯人临终前的哀嚎作为地狱审判的模拟表演，既被认为是彼岸惩罚的提早到来，又可能是对于彼岸惩罚的抵消，因此吸引着人们永无满足的围观热情。
以上，我们在司法范围内讨论了从犯罪真相的生产到最终的公开惩罚的整一套机制。从司法拷问到公开酷刑，肉体是始终不移的介质。然而福柯进一步指出，公开处决不仅是一种司法仪式，更是一种政治仪式。在古典时期的法律中，犯法的定义不以是否实际造成伤害的效果论，而是逾越了法律的界线就算犯法。这是因为法律本身代表了君主的意志和权威，冒犯了法律等于冒犯了君主，相应的，惩罚也不等于对伤害的补偿，而是应该稍稍过分，作为国王个人及其王国权威受到侵犯的权威的报复。福柯反对对肉刑残酷性所做的现代派解释，不认为这是一种杀一儆百以重建正义的示范性经济，而认为这是一种用犯人的肉体使人意识到君主权力的无限存在的重建权力的仪式。由此，可以理解公开处决仪式中的军事性特点，伴随着行刑台周围完整架设的军事机器：骑兵、弓箭手、禁卫军、步兵等，司法正义以武装正义的面貌出场，任何轻微的犯罪都被视作对法律的反叛，因而要被看作一种潜在的弑君行为予以扑灭。行刑被视作作为君主力量代言者的刽子手和罪犯之间以暴制暴的较量，制造出悬殊的力量对比，并最终以压倒性的胜利告终。公开处决由此提供了真相和权力同时在场的场面，成为调查仪式和君主庆祝胜利仪式的最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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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处决场景
接下来，福柯以一种历史主义的话语申说，作为一种历史性现象出场的公开处决，必然有其政治经济历史的结构性成因。这是因为公开处决所处的时代中，人的肉体并没有在工业经济中所赋予的效应和商业价值；基督教对死亡的普遍态度也造成了对肉体的轻视；频发的民众起义，一触即发的内战阴影使君主不得不频繁援引公开处决来巩固自身的权威。历史之流汩汩流过，作为历史性现象出场的公开处决必然会历史性的消亡。19世纪改革者呼吁以一种更“平和”的方式探求真相，以更“人道”的方式展示真理和权力，应是对这种历史变迁的应和之声。
除此之外，福柯指出，一种更为审慎的对惩罚效率的考量是这种不以“残暴”为耻的惩罚向力求“人道”声誉的惩罚转化的原因。这就是民众在行刑场面中的多义性角色。公开处决的目的是以儆效尤，因此民众角色的存在是处决仪式的必需品，他们被要求不仅观看惩罚而且参与惩罚，分享君主对犯人的怒火，宣誓对君主的忠诚。然而，君主权威在公开处决仪式中肆无忌惮的展示往往引起民众对法官、法律、政府甚至宗教的抵触和拒斥。“这些处决仪式本来只应显示君主的威慑力量，但却有一个狂欢节的侧面：法律被颠覆，权威受嘲弄，罪犯变英雄，荣辱颠倒。“本来意在凝聚各阶级民众的公开处决反而引发了民众的不满和离心。民众在观看展示罪恶的恐怖和无敌的权力的仪式中感觉到了对罪犯的同情和惺惺相惜，因而感受到自己受到不受限制的合法暴力的威胁，与罪犯达成一种团结。民众心理和行为上对君主的叛离不仅体现在行刑台周围，而且体现在以犯罪文学和宣传小册子为形式的公众舆论上，公开地认罪和面对残酷刑罚的英勇不屈使罪犯变成了舆论中的英雄。少数典型形象繁衍出大量犯罪文献，这些文献之所以被刊印流传，本来意在起到某种以儆视听的效果。然而民众却在其中寻找到了咂味犯罪英雄事迹的乐趣。由于权力无法应对民众的失序，便转而追求更有效率地运行方式。权力的策略被重新安排，公开处决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表象权力技术学
18世纪改革者以“人道”为理由批判司法的残酷性，反对司法传统中惩罚的“过分”性质，然而福柯揭开了温情脉脉的“人道”面纱，犀利地洞穿背后的权力话语。他指出， 18世纪的历史经济条件和非法活动情况有了双重变化：一方面因为生产力的增加，财富的增加，财产关系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另一方面非法活动的性质开始转变，由17世纪的暴力犯罪、凶杀斗殴、贫困阶级的偶尔过失和“群众性斗殴”转向财产侵犯、偷窃诈骗、由诡计多端的罪犯以小团体为单位展开的“边际犯罪”。在此种情况下，改革家呼唤司法改革的“人道”的说辞就显得矫情而可疑。
福柯犀利地指出，改革者批判的并非当权者的缺点与残忍，而是批判一种“糟糕的权力体制”，批判传统司法中的“过分”与不规则：“负责刑事司法的法庭五花八门，从没形成统一二连贯的金字塔结构。机构太多，彼此互相抵消，不能笼罩住整个社会实体，相互重叠反而使刑事司法有无数漏洞可钻。”权力的分布杂乱无章，集中在若干点，造成了冲突和断裂。
改革者们敏锐地意识到，这种混乱之源来自君主权力，举例来说，国王的私设职位和对司法职位的出售行为，对官员直接发号施令的彼此冲突的独断专行的权力导致他扰乱了正常的司法。因此，他们诉诸新的惩罚权力结构，力图使权力分布得更合理，以产生更稳定、更有效、更持久、更具体的效果。因此他们提出，惩罚权力的归属应从君主权力转移至社会的公共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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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家呼唤司法改革的“人道”的说辞就显得矫情而可疑”
伴随着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非法活动甚嚣尘上，更重要的是，在对待非法活动的态度上出现了阶级性的分裂。在旧制度下，非法活动是整个社会阶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上层阶级的非法行动获得合法形式而变身为豁免权，下层阶级则在法律和习俗的边缘处获得宽容的空间。一般非法活动到犯罪之间的界限很模糊，从最一般的偷税漏税到叛乱，存在着一个连续的过渡带，很难区分其中的界限。在各个阶层特有的非法活动之间，不仅存在着敌对和竞争，而且包括互助和共谋的关系。然而到了18世纪后期出现逆转之势，伴随着财富的突然增加和人口的突然膨胀，民众非法活动的主要目标由争取权利变为攫取财物，如此便侵犯了资产阶级的财产权。因为私有权意识的膨胀，农民以前保留下来的被容忍的“权利”现在被认为是盗窃——原有的非法行使权利变成非法占有财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新的资本积累方式、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合法财产状况孕育出新的非法行动结构。在这种非法行动结构中，下层阶级对财产的非法占有和资产阶级对权利的非法行使相互分离，因而滋生出一种阶级对立。这种对立造成了手握权利和权力的资产阶级对下层阶级非法占有财产不断进行打击的需求。刑罚改革由此酝酿产生，反对君主的至上权力和反对司空见惯的非法活动的地下权利的斗争的汇合，换言之，君主的个人的、不规则的、没有连续性的权力成为了臣民自由进行非法活动的罅隙，因此，抨击君主特权即抨击非法活动。
在刑法改革的语境下，罪犯的犯罪行为不再是冒犯君权，而是破坏社会的契约。“犯罪使个人处于整个社会的对立面。为了惩罚他，社会有权作为一个整体来反对他。”人们认为犯罪者不啻为一个可怕的敌人，一个叛徒，一个怪物，因为他从内部打击社会。惩罚权的合法性由君主的报复转为保卫社会。但如此一来，罪犯似乎面临着毫无界限的惩罚——这是一种不平等的斗争，一方拥有一切权力，成为“无上权力”的回归。因此有必要为这种惩罚权力确立一个“适度原则”。
这种“人道”的诉求首先被作为一种心灵话语被改革者以第一人称提出。但这种个人抒情风格似乎是软弱无力的，似乎印证着无法为刑罚算术找到一个理性基础。然而事实上，对“情感”的诉诸背后其实有着精细的计算原则，这种情感话语的提出不是因为罪犯身上隐含着人性，而是因为必须调节和计算对惩罚施加者及声称有权行使权力者的反馈效果。“人道”不过是给予这种经济学锱铢计算的一个体面的名称罢了。与其说是“人道”，不如说是避免权力使用的挥霍浪费。
那么在这种人道—经济学原则之下，罪行应该怎么被惩罚？改革家们的思路是，只有在能够修复“社会受到的伤害”时惩罚才有价值。惩罚若是有效，就必须以罪行的后果，即犯罪的影响作为其对象，以惩罚效应杜绝犯罪的再次发生。因此，人们不应该寻求犯罪、惩罚之间的定性关系和恐怖之间的等式，而应从防止其重演的角度，来计算一种刑罚。不考虑过去的罪行，而考虑未来的混乱。惩罚是一种制造效果的艺术，不应该用恐怖的刑罚对付恐怖的犯罪，而应该根据犯罪的效果、惩罚的效果使两个系列相互对应。
惩罚的惩戒功能在18世纪改革前早已存在，过去人们指望惩罚通过真理与权力的展示作用产生预防效果，现在则通过设置表示障碍的符号来节制地预防犯罪。改革家们认为惩罚应遵循如下原则：
最少原则：惩罚造成的伤害只要稍稍超过罪犯从犯罪中活得的好处，以此使潜在罪犯避免刑罚的愿望稍强于冒险犯罪的欲望。
充分想象原则：惩罚要制造痛苦，然而这种痛苦不是痛苦的实际感觉，而是痛苦、不愉快、不便利的观念。刑罚的痛苦在想象的空间发挥作用，省略那些不必要的公开展示因素。
侧面效果原则：刑罚应该对没有犯罪的人造成最强烈的效果。这造成了一种偏离中心的强化效果的方式，即在量刑的时候，最不重要的反而是罪犯。“在依罪量刑时，人们应该在各种刑罚中选择既能给民众思想造成最持久的印象，又是对罪犯肉体最不残酷的手段。”
绝对确定原则：任何一种犯罪都应该使人们能够想象到一种明确的对应后果。惩罚应使关于犯罪及其可能获得的好处的观念与关于特定的惩罚及其明确的伤害后果的观念联系在一起。
共同真理原则：这种原则针对旧的证据—惩罚计算方式：如果实际的惩罚并不完全依照犯罪的事实而定，便不可能在人们脑海里建立起犯罪观念和惩罚观念的联系。因此，要按照最充分的证据并依照普遍使用的方式来确定罪行。在罪行未被最终证明之前，被告应被视为无罪。
详尽规定原则：必须有一部详细明确规定罪行和惩罚的法典，使各种可能发生的罪行与惩罚的效果—符号完全吻合。所有的犯罪都必须明确规定，毫无遗漏地分门别类。
上述符号体系的原则不难看出，所谓人道主义的“仁慈”不过是一种精心计算的惩罚权力经济学。这种惩罚经济学涵盖了权力作用点从肉体到精神的移置，以期达到更为广泛地惩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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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艺术必须建立在一种表象技术学上”
福柯进一步指出，惩罚艺术必须建立在一种表象技术学上，必须建立一套障碍—符号系统，组成新的刑罚武库。这些刑罚武库要想正常运作，要遵守如下几个条件：
首先，他们应该尽可能地不带有任意性，必须在犯罪的行为甚至意念与惩罚之间建立巴普洛夫条件反射般的观念联系，使得惩罚仿佛成为罪行自然而然的后果，一方面使潜在罪犯得以计算惩罚和犯罪的比值从数量上解读利弊，另一方面使实施惩罚的权力隐蔽起来。
其次，这种符号系统应“直捣罪恶之源”，对症下药，弱化导致犯罪的利益和兴趣，使得关于刑罚及其伤害的表象变得比犯罪及其兴趣的表象更活跃，从负向效果来说，需得让惩罚刺激起的兴趣大于犯罪的诱惑，从正向效果来说，需得重新培养他被犯罪冲动磨灭了的高尚情感和兴趣。
第三，要把时间纳入惩罚经济学的考量范围。惩罚不能一成不变，而要根据情欲的弃恶从善的程度予以调整递减，以给予罪犯改过自新的空间。
第四，这套刑罚武库是针对潜在的罪犯的，因此需要被尽快和广泛地传播，像货币一样取代民众头脑中有关犯罪的虚假利润。最后，围绕着惩罚武库的周围生成出一套宣传经济学，这种宣传不是像公开处决的时代依靠一次性的符码灌输，而是像一本书一样在时间的持续过程中被时时翻阅。惩罚变得可见，罪犯被作为一种教育的资料予以展示。最后，要扭转关于犯罪的传统话语，熄灭笼罩在罪犯头上的英雄光晕。通过哀悼的仪式将罪犯从社会契约的签约阵营中放逐出去，并与流行的话语合谋，在日常话语中实现法律符码的日复一日地灌输。
至此，改革者们完成了对“惩罚之城”的构想。惩罚不再是隐藏失序危险的狂欢节，而变成了内具固定教育意义的寓言。“盛大的公开处决的仪式逐渐让位给严肃的惩戒戏剧。”在这套惩戒戏剧的戏码中，多样性和丰富性是必备元素。因此，监禁惩罚与这套丰富的戏码显得格格不入，顶多可以作为其中的一出边缘的剧目上演。事实上，刑事监禁的观念受到了许多改革者的公开批判，因为它不能与罪行的特点相对应；因为它对社会不但无益，反而生产出大量无所事事的社会边缘人；因为对监禁的执行很难监督；更因为剥夺一个人的自由是一种专制行为。监狱里所上演的是一出无法被观众目光触及的惩罚戏剧，因此也就无法达致儆戒民众的戏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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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里所上演的是一出无法被观众目光触及的惩罚戏剧，因此也就无法达致儆戒民众的戏剧效果”
然而，历史在这里发生了异样诡谲的断裂与突变，似乎在很短的时间内，监禁就涵盖了介于死刑和轻微处罚之间的整个惩罚领域。惩罚异彩纷呈的剧场谢幕，单一的戏码转入被打上记号、无懈可击、无缝可钻的高墙。通过爬梳几个古典时代已经形成了一些惩罚性监禁的重要范例，福柯总结了监禁与改革这们所设想的多样性刑罚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共通点在于：首先，二者的宗旨都不在于抹去罪行，而在于面向未来；其次，他二者实施惩罚不是为了消除罪行，而是为了改造实际的和潜在的罪犯，因此惩罚常常伴有某种教养措施。最后，惩罚都具有个体的个殊性，其期限、性质、强度和实施的方法，都包容了对个体的各种变量的考虑。
二者的不同点则不存在于理论原则，而是存在于刑罚技术学，存在于了解人的途径、惩罚权力控制人的方法、实现改造的手段的不同。刑罚改革者惩罚的作用点主要在观念而非肉体，如果惩罚偶尔侵袭了肉体，把近乎酷刑的手段应用于肉体，那是对犯人和执行者来说，肉体是观念表象的对象。教养机构则以全然不同的方式活动，刑罚的作用点不是表象，而是肉体、时间、日常行为态度。监禁所采取的手段不是被强化和被传播的表象体系，不是符号，而是有隐蔽、独立于高墙之内的有规律的、强制性的活动。监禁所询唤的不是卷入社会契约的基本利益的权利主体，而是恭顺的臣民。惩罚之城是一个戏剧性的，遍布社会的刑罚权力的体现，然而监禁制度则是脱离社会共同体，也脱离严格意义上的司法独立形式的刑罚权力，标志着惩罚权力的制度化。
至此，福柯介绍了三种惩罚制度：公开处决认为处罚权力属于君主，将惩罚看做恢复君权、报复的仪式，改革者的表象技术认为惩罚属于整个社会，应得到迅速的传播，监禁则对人实行强制的技术，在习惯、行为中留下痕迹。在接下来的篇章中，福柯尝试探讨为什么这种强制的、肉体的、隔离的、隐秘的模式会取代表象的、戏剧的、能指的、公开的、集体的模式；为什么体罚以监狱制度为依托，取代了惩罚符号的社会游戏和冗长的传播符号的节日。
规训与全景敞视主义
在第二部分结尾提出这个内蕴着历史突变的问题后，福柯笔锋一转，将视野从符号的表象技术学对灵魂的控制移开，转而开始描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技术对肉体的控制。他发现，在18世纪，一种精心计算的强制力慢慢通过人体的各个部位，控制着身体，使之变得柔软敏捷。福柯通过爬梳历史发现，以肉体为权力的对象和目标，并不是18世纪的首创，早在古典时期，人体就已经被密切关注：“人是机器”这部伟大的书早在古典时期就同时在解剖—形而上学领域又在技术—政治领域被撰写。然而到了18世纪，对肉体驯顺性的控制加增了一些新颖的地方，首先，权力不再将肉体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予以控制，而是以一种“零敲碎打”的方式分别处理，好像把人体看作一个由无数柔软的关节榫接而成的机械。其次，肉体不再陷入王权和臣民的争夺战，也不再是仅仅作为一个灵魂\符号的中介，而是彻底的臣服于权力。最后，对肉体的控制模式是一种时间性的、不间断的、持续的强制，需要反复操练，关注行动的过程而非结果。
18世纪的控制肉体权力技术被福柯命名为规训/纪律，这种技术意在榨取肉体的效能，它通过不断征服人体的各种力量，强加给这些力量以一种功利—驯顺关系，使人体在更有用的同时更顺从，更顺从的同时更有用，换言之，从经济角度看，这套权力技术通过控制使肉体主动归附顺从，增强了肉体的力量，从而提高了肉体的工作效率；从政治角度看，它通过约束肉体的反叛性和对抗性，减弱了肉体的力量，从而达至政治上的归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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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一代广播体操
从中小学到医院到军队再到工厂，规训技术由分散在各个领域的许多不明显重要的进程汇合而成。它的特点是对细节的关注和重视。福柯通过对历史的考古学研究发现，关注细节的历史并非滥觞于古典时期，而是渊源自神学领域，在接下来的历史进程中，对细节的关注走出修道院偏远的高墙，走到学校、医院、兵营、工厂等个各领域，在这些领域中，细致的规则、挑剔的检查、对生活和人身的吹毛求疵的监督催化了对细节关注的世俗化。福柯在这里再次使用了令人心折的对比，他说，18世纪既有关注巨大天体的牛顿，也有关注细小物体、细小运动、细小作用的拿破仑。
从暴力的控制过渡到隐秘的规训，权力的作用从狂恣任性逐渐走向精细化，像是伸出层层触手爬过人体的每一个细节地带，回顾这种历史的进程，福柯不无反讽地说，正是在这些细枝末节上产生了“现代人道主义意义上的人”。
接下来，福柯梳理了规训技术的几种逻辑，首先是对空间的分配，福柯指出，规训技术需要一个封闭的空间，这个空间框定出规训纪律的有效作用范围；在此基础上，规训技术将每个人安置在特定的单元格中，从而使每一个人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从事特定的事功，由此提高组织效率，实现全方位无死角的监控；这种个人化分隔原则不仅是为了隔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造成的混乱和失序，更能帮助每个人明确自己的社会位置，通过人与人之间有计划性的组合达到促进生产的目的；最后，这种规训技术必须保证等级座次的流动，每一个人的位置都是相对和不确定的，通过相互之间的竞争，位置得以保存，由此敦促生产的积极性。
其次，规训技术依赖对活动的控制，它继承了中世纪时间表严格的模式，并在原有基础上将它变得更精细，并同时确保在时间表规定的时间区段内，肉体的投入是高效率、精确、专注、有条不紊的。其次，它将时间性的规定渗入对肉体的控制，不强调单个的姿势形态，而是强调姿势在时间进程中的保持；第三，它强调肉体与姿势之间的关联，从而调动起身体的全部部位支持所要求的动作，“一个被规训的肉体（全身）是一种有效率的姿势的前提条件”；第四，它强迫肉体与操作对象精致的啮合在一起，对肉体进行工具符码化，通过操练，根据某一特定姿势在身体部位的系列和被操作对象各部位的系列建立其强制性的联系。最后，如果说传统时间表只是消极性地避免浪费，那么规训纪律则是一种对时间的榨取，它通过竭力强化对每一个短暂时刻的使用，使人们逼近保持最高速和最大效率的理想极限。由此，福柯的权力—知识关系也能被部分被印证，他指出，通过对活动的控制，肉体被呈现给新的知识形式：知识的关注核心由静态的机械力学转向操练学、运动生理学。
第三，规训权力包含对创生的筹划。首先，它将时间分解成连续、平行的片段，这些片段对应各自独立、准确的细微过程‘’其次，根据一个分解计划来组织这些细微过程，由简到繁地把他们组合起来，在此过程中抛弃“示范”原则而遵循“要素”原则；第三，每个片段的持续时间都以考核作为结束。考核是为表明受训者达到规定水准，保证每个人经历同样的训练，区分每个人的能力。第四，制定更细致的系列：根据诶一个人的水平、资历、级别，为他规定适合于他的操练，普遍的操练具有一种区分功能，而而被区分出来的每一个个体都涉及到特殊的操练。这种规训方法，使得“权力被明确的作用于时间”，通过控制个人的时间而达到调节时间、身体、精力之间关系的效果。
最后，规训权力还致力于协调个体，组织单个力量，使肉体与其它肉体相结合，从而达到“总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首先，在规训权力下，单个肉体变成了一种可以被安置、移动及与其他肉体相结合的因素，肉体由此构成多环节机制得一个部件。其次，年龄系列也是该机制的一个部件，规训权力力图将不同的年龄序列适应性地编织、搭配在一起，从而从每个年龄段的人中都最大限度地获取力量。最后，力量的编排需要依靠精确的命令系统。肉体被置身于命令信号构成的世界，通过重重操练，使接受命令—作出反应的机制内化为一种机体的条件反射。由此，个体与个体之间完美无龃龉的配合链条就搭建而成了。
综上四点，可以说，“规训从他所控制的肉体中创造出四种特点的个体：单元性（由空间分配方法所造成），有机性（通过对活动的编码），创造性（通过对时间的积累），组合性（通过对力量的组合）。而且，它还使用四种技术：制定图表，规定活动，实施操练，为了达到力量的组合而安排‘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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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既有关注巨大天体的牛顿，也有关注细小物体、细小运动、细小作用的拿破仑。”
福柯进一步强调，规训技术的扩展与军事息息相关。他指出，政治作为防止国内动乱的基本手段，即使不被严格地视为战争的延续，至少也应被视为军事模式的延续。政治作为维持内部和平与秩序的技术，极力在调动和操练方面运用理想的军队体制。军队不仅是一种现实的力量，也是一种技术上的知识载体，把他们的图示投射到了社会共同体上。
与上述规训逻辑相适应的是一套规训手段。科学史上望远镜、透镜、射线等的发明使得一种既能观察而有不被发现的技术成为可能。这即是所谓的“分层监督”，福柯说，“分层的、持续的、切实的监督，也许不是18世纪的重大技术发明，但它的暗中扩展使与之相关的权力机制变得重要。通过这种监督，规训权力变成一种‘内在’体系，与他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那种机制的经济目标有了内在联系。“与分层监督相配合，规范化裁决则在规训系统的核心搭建了一个小型的出发机制，它确立了一种“内部处罚”，分割了一般司法所不染指的领域，从而布下了细密的惩罚罗网。整个边际模糊的不规范领域都包蕴在这一惩罚罗网的惩罚范围中。规范化惩罚是矫正性的，它的惩罚方式往往是强化的、加倍的、反复多次的操练，通过对法律的重申达到缩小被规训成员差距的目的。另外，规范化裁决也注意奖励，惩罚仅仅是奖—惩二元体制中的一个因素。检查则汇聚了规范化裁决和层级监视技术两种力量，它追求一种规范化的目光。学校的考试，医院的巡视，军队的检阅都属于这一种检查机制。在检查机制以凝视的方式运行的过程中，它颠倒了传统中权力与被权力支配者的可见—不可见关系，在古典时代，权力是可见的，被权力支配的人则处在阴影中，然而在规训权力中，权力隐蔽起来，权力支配的对象反而暴露在检查的凝视目光之下。
同时，检查也把个体引入了文件领域，检查留下了一大批按人头、按时间汇集的详细档案。检查不仅使人处于监视领域，也处于书写网络中。由于检查伴有一套书写机制，检查就造成了两种相互关联的可能性：首先是把个人当作一个可描述、可分析的对象，在稳定的知识体系的监视下，强调人的个人特征、个人发育、个人能力，其次是建构一个比较体系，从而能够度量总体现象，描述各种群体，确定累积状况的特点，计算个人之间的差异及这些人在某一片“居民”中的分布。检查文件的出现伴随着关于人的科学的诞生。最后，由各种文牍技术所包围的检查把每一个人变成一个个案。个案成为知识的对象，权力的支点。长期以来，普通人的个性是不能进入描述领域的。被书写、跟踪是权力象征仪式的一部分。然而，规训方法降低了可描述个性的标准，并从这种描述中造就了一种控制手段和支配方法，描述不再是供未来回忆的纪念碑，而是供不时之需的文件。这种把现实生活变成文字的做法不再是把人英雄化，而是一种客体化与征服。
由上可见，规训纪律的出现伴随着个人化政治轴心被颠倒的时代，在传统权力下，只有在君主或较高权势者那里，个体才有可能被记录，被铭写，这种被铭写是荣誉和地位的表现，然而，在规训制度中，个人化意味着一种下降。随着权力的隐蔽和有效，受其影响的人趋向于更强烈的个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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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景监狱图景
为了更好地说明规训权力的运作，福柯引入了两个典型的意象——17世纪由于瘟疫横行而对城市实现的封锁和隔离，和一个半世纪以后由英国功利主义思想家边沁设计的全景敞视监狱。前者是一个封闭、被割裂的、处处受到监视的空间，在这空间里，每个人都被镶嵌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任何微小的活动都会受到监视，任何情况都会被记录下来——用以对付瘟疫的混乱的是一丝不苟的秩序。福柯称这种方式为“规训—封锁”，其特点是权力被动员起来反对一种超常的灾难，权力无所不在，处处可见。它在短时间内建构出来一种“反城市”。其功能是否定性的：中断交流，冻结时间。[2]
规训模式在边沁的全景敞视监狱中得到了最极端的展现，在一个光学、物理学的简单建筑设计，所有被规训的肉体将对中心可见，并因来自中心的光的不可逆而承受着心理上不间断的监视，以及由之而来的权力施加。而监狱模式中隐含的规训机制也辐射至现代社会的大多数集体社群管理之中，成为广义的语境——我们已生活在一个规训社会、一个监狱社会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