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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塑造的历史学：读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

作者：来源：热度：100007 时间：2021-11-30 05:53:27

这本书原是阿里夫·德里克的博士论文，初版于1978年，2010年再版，收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将近30年后的再版，证明了这本书的学术价值，也反映了当代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史

这本书原是阿里夫·德里克的博士论文，初版于1978年，2010年再版，收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将近30年后的再版，证明了这本书的学术价值，也反映了当代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本身的关心。为何马克思主义史学会在中国占据正统地位数十年？本书展示了在它最初与中国历史结合的过程中，它对中国知识分子独一无二的吸引力：特定的历史解释能够支持相应的革命策略。所以，在论战最盛的那些年里，史学流派的划分恰恰和党派划分是一致的。书名为《革命与历史》，实则是在讨论革命如何催发甚至塑造了史学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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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f Dirlik(1940-)，土耳其裔美国历史学家
如今已几乎成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最初只是夹在众多理论舶来品中的一个支流。俄国革命之后，戴季陶、胡汉民等人开始了将唯物史观运用于中国历史分析的尝试。在这些早期分析中，作者们随意地使用概念，并未细加区分斟酌，而且绕开了最根本性的、诸如阶级关系所形成的社会结构等问题。事实上，他们此时希望从马克思主义中获得的，是对于新文化运动时期重要的思想问题的解答——中国传统价值与制度在当代的有效性。唯物史观帮助他们从经济的角度来论证社会的进化过程，从而名正言顺地宣称传统无效。作者认为：“在这些早期的分析中，唯物史观呈现为建基于经济变革之上的进化论的一种理论变体……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直接的影响，是通过规定出一个经济维度的社会进化，巩固并丰富了其时盛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1]这种态度也暴露了它的舶来性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来源于日本，而最多产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家河上肇关于历史发展的方法就更接近塞利格曼，而非马克思。河上肇从未提过“阶级”二字（这与日本的社会性质有关，日本没有明显的阶级划分，而更倾向于使用“阶层”一词来划分社会等级），李大钊与之如出一辙地靠近塞利格曼，将“历史的经济解释”视为有关历史最关键的解释。此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尚未从他们所使用的理论中发现至关重要的阶级关系，而这一疏漏则是现实的反映：阶级关系尚未成为社会最主要的议题——直到1927年。
1927年至1937年是“社会史论战”的十年，也是作者着墨最多的部分。论战起源于“1927年统一战线内部因党际与党内的分野而爆发的革命策略冲突”。[2]革命的失败与暂停，迫使人们开始询问失败原因。他们寄希望于更为细致的社会分析，企图从中寻找错误根源，从而纠正革命策略，赋予革命以新生力量。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只有追溯至上古时期的历史讨论才能导出正确的革命道路。作者如此描述这场论战：“各派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在关于历史的论战中寻找支持自己立场的观点，并试图在革命运动中寻求意识形态霸权的获得。”[3]正是立场的对立，使得阶级关系及其形成的社会结构成为史学家竞相解释的对象。
国民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分离，因此“中国社会没有一个明确的经济统治阶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的不是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而是国家统一和发展生产力。[4]共产主义者和国民党人的分歧恰恰在阶级问题上，他们认为“阶级斗争正是统一的先决条件”，因为当下的一切经济发展都是以帝国主义压迫下的政治奴役为代价的，这令共产党人无法忍受。[5]此外，托派在1929年晚期被开除出党之前也参与了论战，认为应当将资产阶级也纳入革命对象。观点林立，而事实上谁也没有在理论上成为绝对的胜利者。他们只是“让一些唯物主义的理论前提凌驾于另一些前提之上”，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却往往失于机械，因而总能让对手找到反例。
与阶级问题紧密相连的封建社会问题也是辩论的焦点。作者以人物为中心，详细叙述了陶希圣、朱佩我和郭沫若的观点，并且由此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简化历史和理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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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希圣（1899—1988），曾任汪伪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部长。
陶希圣的分析相较而言是比较精细的。他区分了土地权的所有者地主（经济精英）和政治支配权的所有者国家（政治精英），基于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模糊性，否认中国帝制时期存在封建制度，但认为作为上层建筑的封建势力依然存在，而且上层建筑会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他的著名论断：“中国的历史发展受到商业资本主义制约”甚至被称为“陶希圣主义”。但即便是陶希圣，其著作中等级、阶层、阶级等概念也都混淆使用，未加区别。与之针锋相对的是坚持帝制中国是封建社会的朱佩我。他认为中国始终存在着剥削关系，仅此一点便足证其社会性质。对比来看，二人对于封建制度的定义是不同的。在陶希圣的眼中，“法律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同等重要”，共同规定着社会性质。[6]朱佩我则将封建社会完全建基于剥削关系这一经济因素之上。二人的论点确实都有证据支持，却也都有各自的疏漏。马克思著作本身的模糊性（如未曾明确商业的作用等）以及中国社会形态的复杂性，使得多种观点都可能找到支持自己的证据。陶与朱的辩论，既是论战无胜败的一个典型例子，同时也分别代表着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对立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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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1892一1978）
30年代以后，讨论越发从革命策略的争执走向学术研究，亦即历史本身。郭沫若是此时最耀眼的一位明星。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奠定了郭沫若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正统地位，并且在后来一直主导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郭沫若指出“封建”是一个误译、提出西周奴隶论、强调西周时世界观的变革等学术观点，至今仍有生命力。虽然作者指出郭沫若的研究也有机械之处，但他依然充分肯定了他巨大的影响力，并且认为郭最重要的史学贡献在于“创造性地使用了史料”，是论战中第一个使用考古资料的人。[7]在这里，作者似乎没有考虑到王国维的影响，因而有夸大郭沫若的方法原创价值之嫌。但不可否认，郭沫若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扩展到整个中国历史、乃至提出了清晰的历史分期这一工作，成为其同行无法绕过的一套学问。
“社会史论战”中最重要的问题都已经集中在陶希圣和郭沫若的著作中。按照作者的说法：“我们甚至可以把30年代的绝大多数史学撰作看成是这两位史学家著作的注脚。”[8]1933年——《读书杂志》出版最后一辑“社会史论战”专刊号的那一年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走向学院化。1947年出版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这部由中国历史研究会发起赞助、多位史学家集体撰作完成的通史，透露出史学家至少在历史分期模式上达成了一致。然而，这并不代表之前讨论的所有问题得到了解决——它们只是被搁置了，因为在当下，它们已不如革命年代时那般重要，因而也不会让史学家们耗费巨大精力去对付了。[9]
综观这场“社会史论战”，革命需要开启了最初的史学讨论，继而逐渐走向严肃的历史研究，最后在学院派的解释中告一段落。有趣的是，奠定了讨论方向的两位人物，都是半路出家的历史学者。陶希圣毕业于北大法科，而郭沫若则是从医转文的诗人。二人另一个重要的共同点，便是对于政治的强烈关心和参与愿望。这从另一个侧面暗示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史学讨论正是脱胎于革命的现实影响。但是，史学却不可能反过来规定革命进程。我们已经看到了马克思主义者们为了得出令他们满意的结论而简化历史和理论、或是有选择性地进行解释的种种瑕疵。值得庆幸的是，异见林立的争论会暴露历史解释的片面和粗糙，对于过去的认识会在论战中趋向全面深入。只是，当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意识形态、浓缩出劳动人民司空见惯的词语后，它与革命的联系反倒薄弱了。最终取得革命胜利的，不是依靠理论来解释浩瀚历史的研究者们，而是对于现实社会和政治有更敏锐洞察的革命者。
作者在全书的最后预言：“只要革命的问题继续，历史的问题也仍将继续下去。”[10]在史学传统根深蒂固的中国，我们确实能看到这样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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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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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6、31、32页。
[2]第44页。
[3]第46页。
[4]第63~66页。
[5]第66~72页。
[6]第109页。
[7]第119页。
[8]第158页。
[9]第193页。
[10]第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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