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曾说中国是一切例外的例外。然而，与其说中国是一切例外的例外，倒不如说中国是一切的另一半。那么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到底是什么？或说中国的文化的独特性是什么？
中西文化的分水岭
“以我所见，宗教问题实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中国古代社会与希腊罗马古代社会，彼此原都不相远离的”。【p53】而关键不在于宗教是中西文化的分水岭，而是在于这分水岭对中西文明之河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对此，梁漱溟先生认为宗教对西方文化最大的影响就是开发出了超家族的集团组织和与之相应的集团生活。之所以基督教可以造成这种“伟业”，在于它不同于旧宗教的三大特点：
第一，神绝对唯一；第二，兼爱同仁，以上帝为父，人人皆如兄弟之相亲；第三，超脱世俗，而旧宗教则逐逐营营于现实生活。【p56】
基于以上的特点，基督教的历史意义是“第一，它推翻各家各邦的家神邦神……第二，它打破家族小群和阶级制度，人人如兄弟一般来组合组超家族的团体，即教会”。【p57】起初基督教与异教相争，后来基督教内部宗派之争又起，这种斗争也强化了西方的集团生活。此外，中古时代帝国解体，欧洲兴起了大大小小的封建集团，这些集团也为西方人提供了集团生活的锻炼机会。
集团生活对于西方的重要意义在于：一锻炼出了组织能力，形成了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起国家组织；二是由于集团（教权、王权）对个人的压迫，反而激出个人的独立、自由，从而形成了现代政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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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集体生活
而中国由于缺乏集团生活，所以也就缺乏了“人类为营团体生活所必须的那些品德”即“公德”。【p68】公德的具体内容是“第一公共观念；第二纪律习惯；第三组织能力；第四法治精神”，由此可见这里所谓的“公德”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道德”而是一种在集体生活中应具备的基本政治素质，或曰公民素质。【68】由于公德的缺乏，中国人往往被讥为“一盘散沙”。所以才有了“一个和尚有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一人成龙，三人成虫”的俗语。这实在是因为中国人没有经历过集团生活的锻炼而缺乏集体生活能力造成的。申言之，中国人“或者受人支配作一个顺民；或者让他做主，众人都依他的”。【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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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受人支配作一个顺民；或者让他做主，众人都依他的”
总而言之，由于自秦汉以来宗教生活和封建集团的缺乏，导致了中国没有形成集团生活的文化，所以无法锻炼出在集团内协商合作的公共生活能力，也没有建立起近代以来的民主制度。
伦理本位的社会
那么为何中国为何会缺乏集团生活呢？因为中国的社会单位是家庭。当然西方也是有家庭的，但是“他们集团生活太严重太紧张，家庭关系遂为其所掩”。【p80】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生下来的建立起的第一种关系就是与亲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既长，则有夫妇，有子女；而宗族戚党亦即由此而生……于教学则有师徒；于经济则有东伙；于政治则有君臣官民……”，总之“随着一个人年龄和生活之展开，而渐有其四面八方若近若远数不尽的关系”，这些关系就是伦理。【p82】“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或曰：在中国一切关系都伦理化的。【p82】因此，所谓关系社会实际就是伦理社会的市井化表达。
伦理关系的本质是情谊关系，“亦即是其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这种义务不是来自法律规定而是发自内心的情感，即所谓的“因情而有义”。【p82】所以在生活中我们为了表示亲切、加重情与义，往往会强化彼此的“亲戚关系”。这一点从社会称谓上即可看出，例如“师父”、“徒子徒孙”、“父母官”……还有“犀利哥”、“芙蓉姐姐”、“春哥”等。所以在中国，一切陌生人都可以变成熟人，一切熟人都可以变成“亲人”。所以中国人才会天然地觉得“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文化之包容性可从此处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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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情而有义”
在这里特别强调的一点是：正是由于对于个人义务的强调、一切以对方为重、强调做好自己的本分——例如父当慈、子应孝、兄须友、弟必恭等——所以中国文化里是没有绝对孤立、独立个人的，有的只是处于伦理关系和相应义务下的特定的人。没有了个人，自然也就没有了个人的自由，也就没有了为了个人自由而进行的政治活动。可以说，西方个人自由观念的兴起，恰恰是因为他们太不自由了。而中国虽然没有个人作为主体的社会地位，但是也没有不自由的地方——因为中国没有集团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天高皇帝远”，不仅用于讽刺地方官，也是老百姓的真实写照。难怪孙中山先生会感叹说过去的中国人是太自由了！
在经济方面，由于西方是个人本位的文化，所以强调财产的私有。但是在伦理社会中，一般父母在堂，财产是不分的，是为“共财之义”。即便分家，亲戚之间也会彼此照顾，所以说“有三家穷亲戚不算富，有三家阔亲戚不算贫”，这就是通财之义。此外，中国除了皇位外，在遗产上实行的是均分制，而西方则是长子继承制。这种均分的制度，就注定了中国不会形成特定的权贵阶级。诚然在每一时段，都会有一些大地主，但是这些地主是变化的。如俗语云“富不过三，势不过五”，另外河北谚语“一地千年百易主，十年高下一般同”也反映了中国古代的土地流转之迅速。【p148】所以中国传统社会是无法形成资本、土地的持久的大规模的集中的。
职业分途的社会
在西方社会，“中古则贵族地主与农奴两阶级对立，近代则资本家与劳工两阶级对立……假如西洋可以成为阶级对立的社会，那么中国便是职业分途的社会”。【p139】
所谓阶级对立，即“在一社会中生产工具与生产工作分家，占有工具之一部分人不工作，担任工作之一部分人不能自有其工具，就构成对立之阶级”。【p140】从古代奴隶制到中古农奴制再到近代劳工制度，是被剥削阶级之“人”的地位由完全不承认到承认的过程。而当劳工制度最终发展到阶级的彻底消灭就是社会主义的实现。所以说，“人类历史先形成社会阶级，然后再一步一步次第解放它。每一步之阶级解放，亦就是人类理性之进一步发展。末了平等无阶级社会之出现，完全符合于理性要求而后已”。【p144】
以上只是在阐明唯物史观的一般原理，在中国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国战国之后，政治上的当权者均是选拔上来的职业官僚，而非一特定阶级。有俗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可证。至于经济方面的资本和土地的不易集中上文已作阐释，不再细表。所以在中国古代，只有“士农工商”之分而无阶级之别，即只有职业分化而无阶级对立。你可以读书为官，可以耕田为农，可以学手艺，可以做买卖，可以在各种职业之间流动。所以说中国古代根本没有西方意义上的阶级。或者说，西方意义上的阶级在中国社会里被职业化了，阶级消泯于伦理社会之中。
简言之，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独立生产者大量存在，没有大量劳工与雇主；二、经济上资本和土地不集中，没有固定地垄断与一部分人之手；三、政治上机会平等开放——所以中国社会无阶级之对立。【p156】
没有阶级，自然就没有推翻以某一阶级为目标的革命。所以自古中只有治乱，从无革命。这是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所注定的。
理性早启的文化
上文提到，中西文化的分水岭是宗教之有无。那么为何中国没有产生宗教呢？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特点在于早启的“理性”。理性不同于理智，理智是对人应用智力时的心思活动，而理性则是人“平静通达的心理而已”。【p123】具体而言，“理性”的“理”是读书明理、通达事理的理。所谓理性，根据梁漱溟先生所述，窃以为就是指遵循道德价值的心思作用。理智关乎智能，理性关乎品性。
中国理性之早启实为儒家的功劳。“孔子态度平实，所以不表乐观，唯处处教人用心回省，即诉诸理性。孟子态度轩豁直抉出理性以示人”。【p132】在儒家的理性精神的引导下，中国人好求诸己，而不求诸于他人外物。与此同时也形成了独特的民族精神：一为向上之心强，一为相与之情厚。【p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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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态度平实，所以不表乐观，唯处处教人用心回省，即诉诸理性。”
向上心强，是因为理性认识到了至善的价值，故而知行合一，向上不辍。向上心强带来的一大影响是：中国既不像印度那样否定现世，肯定出世而禁欲；也不像西方那样肯定现世世俗的欲望。中国人独特之处在于：既肯定现世的价值，又贬斥世俗的欲望。盖儒家人为人生的意义价值，“在不断自觉地向上实践他所看到的理”。【p134】由于向上，所以肯定现世的努力与创造，由于向上追求的是自己理性所“看到的理”而不是欲望，所以又不在乎世俗的享受。
而相与情厚则与向上心强是不可分的。因为所看到的“理”不外情义而已，是一种的伦理道德价值。由于理性的存在，人类会推己及人，即“普泛地关情”。【p136】古人云“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这都是“泛爱众”的发端。上文已述，中国是伦理社会，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人与人之间相互担负着情义关系，且有近及远“举整个社会各种关系而一概以家庭化之”。【p136】
圣人者，人伦之至也。
尾声
“唯中国古人之有见于理性也，以为是‘天之所予我者’，人生之意义价值在焉。外是而求之，无有也已！不此之求，奚择于禽兽？在他看去，所谓学问，应当就是讲求这个的，舍是无学问。所谓教育，应当就是教育培养这个的，舍是无教育。乃至政治，亦不能舍是。所以他纳国家于伦理，合法律于道德，而以教化代政治（政教合一）。自周孔以来二三千年，中国文化趋重在此，几乎集全力以倾注于一点。假如中国人有其长处，其长处不能舍是而他求。假如中国人有其所短，其所短亦必坐此而致”，诚哉斯言！【p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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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琅琊榜 编辑/JR
相关内容：当提起“封建”的时候还能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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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书内容丰富深刻，然本人笔力有限，关于中国为何无科学，无产业革命，以及为何有社会无国家，为何文化长期盘旋不进等内容没有展开或涉及。
《中国文化要义》文本选自山东人民出版《梁漱溟全集》第三卷2005年5月第二版。中括号内为引注页码。